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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雙方經常在某些問題上，展開了政治性的明爭暗鬥。
1917年3月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內閣透過了對德絕交的議案。次日，黎元洪藉口國會尚未透過，拒絕在電稿上簽字。於是段祺瑞便用憤怒去天津的行動，要脅黎元洪。後經過另一個軍閥——直係軍閥首領、副總統馮國璋的調停，黎元洪接受了不干涉、對德的外交條件。6日，段祺瑞意氣自得地由天津返京。8日，他即將對德絕交議案和中國希望之具體條件，秘密通知日本。這些內容的提出，遭到日本外相本野的斥責，認為這是缺乏誠意的一種策略性的試探，是對日本缺乏以真意相告的一種表現，而主張先行絕交，再商條件。北京政府經國會同意後，便在14日正式向德發表絕交照會。
繼絕交以後而來的是參戰問題。段祺瑞為了能符合日本對自己的要求順利達到參戰目的，便照抄他的老師袁世凱的老辦法，想利用一下軍閥的實力。
###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軍到北京成立督軍團，名為開軍事會議，實則為國會內透過“宣戰案”作準備。這樣，既可以統一地方軍閥的不同意見，又可用之威脅國會。由於英、法、日各國多表示贊成段的意見，法國更在宴請各督軍時揚言：“中國應立即對德宣戰，國會意見不關重要。”因此，“宣戰案”在督軍會上獲得透過。
段祺瑞在督軍會議上獲得透過對“德宣戰”後，即派出13000人的所謂中國“參戰軍”但不是到歐州去參戰，而是到法國北部背面去勞役。
5月23日，黎元洪先發制人，由國務委員伍廷芳副署，發表了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命令，並即以伍代理。段祺瑞在憤然出京的時候，發出了帶有挑唆性通電說：“查共和國，責任內閣制，非經總理副署，不能發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命令）未經祺瑞副署，將來地方國家，因此發生何等影響，祺瑞既不能負責。……”並向部下暗示，可以任意而為。倪嗣沖在29日首先宣告脫離中央，接著張作霖、張懷芝、李厚基、趙倜、楊善德、陳樹藩、曹錕等也相繼獨立。他們有的是段系軍閥起來聲援段祺瑞，有的雖則與段無關，但也欲趁機起來謀利益。黎元洪無法之餘，只得四處呼救，他曾先後要求徐世昌、梁啟超等出面調停，卻遭拒絕。在這僵局之下，清朝的孤臣孽子張勳表示可以出任調停。
黎元洪、段祺瑞在參戰問題交惡，各省督軍紛紛宣佈獨立，黎在求告無門的窘境。日本趁機指派佃信夫其人出面，撮合段祺瑞和張勳的合作。段祺瑞的真正目的是借合作之名，驅使張勳趕走黎元洪，為自己造成“東山再起”的機會；對於所要求的復辟條件，作含混而非正面的“允諾”。張勳受了段祺瑞的欺騙，認為這是自己實行復闢的一個良好機緣，於是便派李盛鐸到京，向黎元洪表示“願任調停”之意。黎也急於想“倚張自保”，便接受張勳解散國會的要求。張勳在6月7日率領步、馬、炮兵十營約五千人及隨員一百四十八人由徐州動身八日行抵天津。
黎元洪聽到張勳統率人馬要開來北京的訊息，就開始懷疑張勳此行不懷好意，立即電請徐世昌、李經羲兩人勸告張勳“減從入京，以免京師恐慌。”不料到八日，張勳突然向黎派到天津來歡迎的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提出，請總統下令解散國會，自八日起至十日止，限於三天之內實行，否則不負調停責任。夏壽康慌慌張張地把這個訊息轉報黎，黎感覺這個“調停”人比叛督更兇，他自己犯了引狼入室的錯誤。
9日，張勳沒有待黎的迴音，就派辮子軍先頭部隊開到北京，這是公開向黎示威的一個步驟。僅在幾天前，黎採納李經羲的建議，想利用張勳去退督軍團的兵，而此時最感迫的是退張勳的兵。
在辮子軍開到北京的時候，京津臨時警備總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實踐其全力擔保維持北京治安的諾言了。9日晚間，他自動地搬到總統府來下榻，表示其與總統共生死的決心。10日，黎元洪他去找代理內閣總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伍一口拒絕。
王士珍鑑於問題沒有解決，禍事快要臨頭，就偷偷地回到西單牌樓堂子衚衕私宅，準備逃出北京。有人把這個訊息報告黎，黎急派步軍統領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勸阻，王才無法脫身。
6月30日晚間，辮子軍大帥偕同復辟派陳寶琛、劉廷琛兩人，偷偷進入清宮參加“御前會議”會議完畢，張勳若無其事地到了江西會館。
同一時期，步軍統領江朝宗接二連三地接到安定門和西直門守城部隊打來緊急電話，有大批辮子軍要叫開城門，應當怎麼辦？江吩咐他們暫時不得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