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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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我國只用了兩年零8個月，以最快的速度，趕在法國之前，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這兩個發展階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親說出了上述時間表。父親自豪地對身邊的人說：“中國人民是有志氣的，我們的科學家該有多好啊！”

父親主持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右為張震寰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美國1952年爆炸的是一個65噸重、三層樓高的氫彈裝置；蘇聯1953年爆炸的第一顆氫彈雖能用飛機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萬噸。而中國第一次氫彈試驗，便成功地實現了體積較小、重量較輕、聚變比較高的百萬噸級氫彈的預期目標。它再一次證明，外國人能辦到的事，中國人也一定能夠辦到，而且能夠辦得更好。

氫彈爆炸後不久，毛澤東高興地說：“兩年零八個月搞出氫彈，我們現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們搞原子彈、導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發給他一個一噸重的勳章。”

我手頭的一份資料表明：我國在突破原子彈和氫彈以後，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彈技術。美國和蘇聯先後做了上千次核試驗，法國也做了200多次核試驗，我國總共只做了45次，但我國核武器的技術水平並不低。我國核試驗的成功率和效費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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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萬噸，夠了！夠了！（3）

氫彈炸響兩天之後，父親乘飛機回北京。在馬蘭機場，他站在飛機的舷梯上，面對前來送行的兩派群眾，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過去試驗的是原子彈，是‘裂變’產生的威力。這次試驗的是氫彈，是‘聚變’產生的威力。希望你們團結起來，像‘聚變’一樣，把基地的各項工作搞好！”

飛機起飛了，父親戀戀不捨地望著機翼下的大地。也許這時候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出征羅布泊。在文革的風暴中，他見證了兩次核聚變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這是來之不易的。

直到父親的晚年，他一直關心著我國核武器事業的發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親出席了中央軍委會議，聽取國防科委關於10月17日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的情況彙報。

朱光亞回憶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1978—1979年間，聶帥發現了‘文化大革命’中研製計劃出現的問題。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產物，要求研究用強擊機帶核炸彈，這大概是從林彪、吳法憲這條線下達的任務。工作已經開展，也投了不少錢。到了粉碎‘四人幫’以後，聶帥很明確地提出這樣的工作是不宜於開展下去的。他從運載工具有缺點，特別是從我們的戰略思想、我們的政策的高度來看武器型號發展的。聶帥指出，我軍是積極防禦的戰略，我們不應該發展這樣一種型號的武器。在1979年的‘專委’會上，這是最後的一次專委會，小平同志、葉帥、聶帥、徐帥都參加了，聶帥在會上又闡述了他的觀點，會上很多領導同志認為聶帥是非常正確的，於是這個專案就下馬了。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聶帥運籌帷幄，從比較高的角度來分析、指導我們的國防科學技術工作應該怎樣發展，這點對我教育很深。”

1980年後，我國核試驗完全轉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國在成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地下核爆炸後宣佈暫停核試驗，這一天，我國政府莊嚴宣佈：

“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試驗起，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現已建立起一支精幹、有效的核自衛力量。中國廣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以及所有從事國防建設的工作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為研製和發展我國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

父親與核試驗基地的同志們共享成功後的喜悅

我很關心這件事（1）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在這裡，他把衛星與原子彈、氫彈等同起來，可見，衛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的原子彈、導彈的研製還在起步階段時，衛星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