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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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東風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國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並編入基地設在陝西渭南的第六試驗部。至此，從事衛星測控研究和從事火箭、導彈靶場測控工作的兩支隊伍彙集在了一起，在混亂的年代裡，開始了衛星測量控制網的建設。

這還不夠，為了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防尖端科研專案的衝擊，1967年3月，父親建議將各國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研究機構，由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

這個重要建議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實上，正是這個決定，使中國的衛星研製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下來了。

隨後，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1967年5月，父親聽取錢學森等關於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問題的彙報時指出：“科研機構要精幹，工作要緊張，不要人浮於事。電子技術，是各軍兵種、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兼任院長，這使得衛星研製工作得以在“文革”###中繼續進行。而這時候，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已經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這幾件事情，父親就被捲進了“二月逆流”裡，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了。也使他漸漸被迫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國防尖端事業，這時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關於衛星，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回憶說——

七十年代第一個春天，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叫“東方紅一號”。這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體現，但卻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東方紅一號”帶來許多不應有的困擾和麻煩。

我不懂衛星，也不管這項工作。到了1968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遇到了問題，各分系統文齊武不齊，不協調不配套。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空間技術研究院領導和設計人員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但這一修改方案卻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拿著方案找到我，孫家棟說話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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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3）

聽了他們的彙報，問了有關情況，我心想，這事不能拖，總得有人承擔責任。便對他說：“技術上你負責，其他問題我負責，我拍板。”

這個時期，七機部也沒有什麼人管事了。關於“東方紅”衛星的事，後來我又聽過一次機關彙報，也到現場看了看。衛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簡化我就拍板定了。我當時強調，最後總體決策還要向黨中央、周總理和聶帥報告。我把衛星方案修改和簡化情況報告了聶帥，聶帥也批准了。衛星計劃才得以進行下去。回想起來，當時這麼幹，除了有一種強烈責任感外，也有一點兒傻大膽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達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神州大地，中國萬民歡騰。此時的父親，剛從邯鄲下放回來不久，賦閒在家，心情鬱悶。但當他從廣播上得知，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時，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緊皺的額頭一下子舒展開了。

記得第一顆衛星發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幹校”勞動，喜訊傳來，我們連夜敲鑼打鼓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報喜。老鄉從睡夢中醒來，問：“這麼熱鬧，啥事啊？”我們說：“我國的人造衛星上天了。”他們說：“天上有那麼多星星了，還造什麼地球衛星？”現在想起來，這似乎有點可笑；再一想，又讓人笑不起來。那時候，科學離我們的人民群眾太遠了。

當年回到北京後，有一天晚上，天氣出奇的好。父親在院子裡散步，不經意間，我們抬頭，看到了從北京上空劃過的東方紅一號。父親久久地望著它，望著它的軌跡，喃喃地說：“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5個發射衛星的國家。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飛天夢想，終於一步步變成現實。從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來，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種長征系列型號的火箭進行了數十次衛星發射。在激烈的競爭中，中國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發射了亞星、澳星、銥星，在國際航天領域佔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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