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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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郵票以及我們大院的一群小朋友們在來信的末尾的集體簽名，摸著那殘舊的信封和發脆了的信紙，親切之情油然而生。在展讀那一封封有三五頁紙寫得密密麻麻的信的時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尤其是我媽在寫了已經從北京給我寄來的郵包裡的物品清單以後還囑咐我，農場發了布票以後要寄給她幫我在北京買衣服。用剩的牙膏皮要儲存好，北京買牙膏要給牙膏皮才能買。看到我們當年的字裡行間有那麼多對偉大領袖表忠的“套話”和對當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闡述，恍如隔世，讓我臉上一陣陣發燙。這要是讓我那些同行小朋友們看見非笑死不可。他們現在玩的那些荒誕派藝術哪有我們當年荒誕呀！我開始懷疑我現在寫的當年的故事的真實性了。可是我今天的世界觀又確實是在那些過去的故事裡形成的，而且在這些信的字裡行間也印證了我在酒桌上向年輕人“吹牛”時所講的故事。只不過我的這一堆舊信年輕人看不懂了。

我曾經以為，語言文字是最容易造假的。近年，有專家考證，攝影也是會造假的。既然如此，那麼，就把這些文字權當我的攝影作品的印證與參照吧。或者再說大點兒，這也是我的書《生活在###時代》和我參與策展的《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影展的後記。儘管這“後記”長了點兒，又囉嗦了點兒，但那些生活的、歷史的細節都挺重要，它們往往是攝影拍不到的，或不好表現的。與此同時，這本書也是對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關愛過我的親人和師長，還有在西雙版納相濡以沫的同學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過來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

我謹將此書獻給我爸和我媽，還有長眠在西雙版納大勐龍知青墓地的我的同學王開平和凌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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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新中國第一面國旗是我爸騎車找制旗社做的（1）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壩上草原，有一隊八路軍幹部騎著馬從延安向東北行軍。我爸和我媽就在這行軍的隊伍裡。他們到承德的時候，在照相館裡“補”拍了一張結婚照。那時，我媽肚子裡已經懷上我了。這張結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後來摔成了兩半。幾年以後，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館複製了一張底片，現在仍儲存完好。

我爸和我媽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軍委辦的外語學院英文系學習時相識的。這個系是準備開赴山東抗日根據地配合美軍在青島登陸對日作戰的。1945年8月，美軍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扔下了兩顆原子彈；蘇軍勢如破竹地從蒙古和黑龍江向日本關東軍發起了進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戰爭勝利了，我爸我媽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開赴山東了。不過，它卻成全了我爸和我媽的婚姻。後來也就有了我和我的兩個弟弟。

我媽是蒙族　姥姥是滿族

我媽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從北京寫來的家信。告知了自從我媽1940年（17歲）離家出走以後家中的情況。得知我姥姥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的訊息，她大哭了一場。

我媽叫吳昭（參加革命前叫：張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爺叫張慶頤，字畏天，從他上溯三代的祖爺爺可能是個蒙古王爺，住在昭烏達盟扎魯特旗。祖爺爺擅長拉弓射箭、騎馬打仗。後來隨清朝御駕親征的軍隊作戰，立下大功，被冊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當的什麼官我媽也說不清，反正外省進京上朝的官員都要請他抄奏摺。他的小楷寫得特好，“###”前我家還有許多因抄錯一個字就廢棄了的黃綾奏摺。“###”中都被我媽悄悄燒了。我姥姥是滿族人，叫韓雪琴，大清朝講究滿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後，旗人沒有了俸祿，姥爺家就衰敗了。在民國時，姥爺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教外國人學中文。日本佔領北京的時候，外國的使領館都撤了，我姥爺一家淪落為“城市貧民”。我媽說她自己小時候很淘氣，雖然她的功課學得很好，卻總是坐不住。後來我看到她當年上學時的相片，她居然連拍照都要爬到牆頭上去拍，當然，也有在河邊樹旁搔首弄姿的，總之，她從小就不是一個安靜的女孩。姥爺雖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實在是太生氣了，就把她提起來扔到床上。我舅舅卻總是一副很文弱的樣子，看來比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負的時候，都是我媽保護他。

我媽小時候長得黑乎乎的，長大後卻突然變白了。那是有了腳踏車之後，有一次，她冒著暑氣在大太陽底下拼命地學騎車，結果中了暑，曬得渾身起了泡泡，休息幾天後，她身上臉上都脫了一層皮，結果面板就變得白白嫩嫩的了，而且還有了雙眼皮，漂亮了很多。txt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