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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嗷，我想起來了，是斯文點的那個嗎？”“是啊！他現在當導演啦！出名啦……”誰想到，陳凱歌現在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大導演了。
我們一師的宣傳隊因為是兩個團宣傳隊合併的，所以陣容龐大，好像有六七十人，可謂是人才濟濟。無論是身材、相貌、歌喉還是颱風，那真叫漂亮。樂隊有三十多人，華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揮當然是餘志剛。這麼大的樂隊，誰錯了半個音他都能聽出來。有一次，有人和他爭辯，結果一查總譜，是那人抄錯了半個音。我們的節目主要以兩個隊原有的保留節目為主，新創的節目不多，但我們把這些節目都重新摳了一遍，服裝道具配齊，演員也合在一起，那氣派就大多了。這臺節目在春節前後到昆明等地巡迴演出非常成功，省電視臺還直播了，但是我沒有參加。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30）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們的節目已經排練好了的同時，我回城到廣州的商調函幾經周折也批下來了，我一分鐘都不敢多待，把攤子交代給仲永和他們之後，打起行裝就走了。我的商調函是按照中央關於“父母身邊沒有子女的，可以調一個子女回城”的政策去辦的。當時，我父親已經從江西“五七幹校”調到廣東工作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調函已經被師部退回過一次。這一次，曾塞外給我介紹了一個在師部檔案室工作的知青，讓我親自拿著商調函回團部找到領導，當面批的。
我到團部車隊，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塊兒”（他的大名叫袁景玉，只因為他的臉長得方，體形也方，所以外號叫方塊兒）。他把我讓到火塘邊，吃著他煮的東西，突然他開口說：“x！我們都是被你們騙到這鬼地方來的，你們北京55個回城，我不拉你們！”說歸說，我走的時候還是搭的“方塊兒”的車。
搭他車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開的解放牌卡車的車頭後面，坐在一堆木料上。迎著西雙版納溼潤的山風，躲閃著路旁樹梢的抽打，經過三天曉行夜宿的風塵來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裡當了官的同學幫助開了介紹信，用農場給的路費加上行李託運費買了一張飛廣州的機票。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飛機。
轉眼間我離開農場回城到廣州已經32年了。想當年離開西雙版納的時候，我一分鐘也不敢多待，生怕領導又把我扣下來。但回城以後，這些年卻常常跟人談起西雙版納，那裡可是埋藏著我們數十萬知青的青春年華的地方啊。歲月無情，如今我們這撥人都陸續退休下崗了。
這些年裡，我利用去雲南採訪之便，又繞道回西雙版納東風農場6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頭拍照的時候，碰見原西雙版納州文工團的舞蹈老師，馬老師正為遊人拍照。我上前熱情地叫他：“馬老師！”他回頭面帶驚慌地看著我。我對他說：“我原來是二團宣傳隊的，當年曾經到州文工團裡跟你學過舞蹈。我這次是從廣州來的……”我還沒說完，他已經警惕地看著我，返身收起他的三腳架，慌忙把相機和相版等東西塞進挎包，扭頭走了。我驚呆地望著他那稜角分明的遠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沒有認錯人。
2003年春天，雲南新聞圖片社的攝影記者徐晉燕參與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慶祝建州50週年舉辦的攝影節策展。他的外號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邀請我帶著我在西雙版納拍的照片去參展。現在去西雙版納的交通已經很方便了，坐飛機當天就能到。在昆明轉機的時候，我剛好和楊麗萍乘同一架飛機，她是參加州慶活動晚會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機場的時候，見到來接機的“冬瓜”，他和楊麗萍也是老朋友，於是他把我和楊麗萍叫到一起，“不懷好意”地要驗證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和楊麗萍同臺跳過舞。我向楊麗萍自我介紹一番，並講了當年的情況。她笑著點頭認同了我說的情況，但是她說她已經認不出我的樣子了，我說：“三十年前，那時你才十五六歲，我那時已經二十七八歲了。”
過了兩天，冬瓜約我們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攝影界朋友聚會，聚會的地點在一個鄰街的樓上，樓下是一個攝影衝曬店。在店裡我又見到了馬老師，他正舉著剛衝好的一條彩色膠捲，對著天光仔細地看著，嘴裡嘟囔著對旁邊的發燒友說：“我的鏡頭太短了，舞臺上的楊麗萍顯得太小了……”我聽了他的話，心裡一陣發酸。要知道，他當年曾經是楊麗萍的老師呀！
我沒有再去打擾馬老師。我從當地的攝影師那兒瞭解到，馬老師是個回民，他雖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運動中卻因男女關係問題被批判，開除了公職。“###”後，他也沒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