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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寬的大竹筏就綁好了。
由於，這片竹林的竹子多，又好砍，所以大家都很快地紮起了竹筏，陸續下水上路了。
大白天就往回走真的很開心，我隨口唱起《烏蘇裡船歌》和電影《閃閃的紅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
當遇到激流時，我站在竹筏上，撐著竹竿，左點一下，右點一下，把握著筏子的方向。悠悠地穿過石灘，自我感覺瀟灑極了。當然也有樂極生悲的時候，當筏子撞到礁石，我飛進河裡，又被筏子重重地撞在我胸口上……雖然狼狽不堪，但我重新跳上去之後，站個騎馬蹲襠式，左一撐，右一點地向前衝去，很快就把別人的筏子甩到後邊。不久，又遇到那棵橫架在河上的大樹，我先縱身躍上樹幹，等筏子從樹下漂過後，再跳回筏子繼續前行。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4）
終於看到我上次撞進去的大石洞了，原來它是河道轉彎時由激流長期沖刷在崖壁上掏出的石洞。我提早用竹竿撐住河底把筏頭轉往主航道，很順利就過去了。而當竹筏要過瀑布時，我在筏子就要跌下瀑布的瞬間先跳了下去，等我從水中浮起，我的筏子也順利地漂下來了，我翻身上筏順流直下……下到那個滑梯式的大斜坡時，我是站在筏子上面任憑筏底蹭著石頭，顛簸著嘩啦嘩啦響，滑行50多米仍“巋然不動”。
河流轉彎時我又看到那棵猙獰的老樹了，樹下的那些老樹葉，在白天看都是些很普通的葉子。這次我有了經驗，沒有讓竹筏衝進那樹根裡。還有幾里地就快到寨子了，河面很平靜，我開心地站在竹筏上面唱歌，感覺太爽了。這次我是第一個回到寨子的。
10多天的時間，我們蓋了20多間竹房，終於可以放假歸隊了。寨子離我的同學王開平他們住的地方比較近，我想去看看他，所以，當晚我一個人仍住在寨子裡。我點著燈，看著《反杜林論》，很快就睡著了。半夜，我被疼醒了，原來我的手指上的擦傷在水裡泡過後，被細菌感染，腫起了好大的一個瘡，疼得我在竹笆地上滾來滾去。後來我乾脆坐起來，抱著手坐到了天亮。第二天，到總場醫院，醫生給我的手敷藥包紮起來。後來，在與同學相聚的時候，林力在幫我換藥的時候，發現我手指瘡裡的膿已經爛出來了，她一捏就從我手指裡掐出一個毛毛蟲似的膿條，膿被擠出來後，我的手指就沒有那麼疼了。
聽說後來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條河砍竹子，他們兩個人撐一個筏子。由於當時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黃的濁的，筏子衝得特快，又常碰到岸邊的石頭。有一個坐後面的知青雙手扶著筏子兩邊掌握平衡，只覺得河邊的石頭蹭了他的手一下，可當他抬手一看，手指頭已經少了一個……
第一個在西雙版納喪生的同學
凌瑜是我同年級但不同班的同學。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勞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讀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內向，平時總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體很壯，工作很刻苦。印象裡，白天他總是打著赤膊揮著鋤頭，那被太陽曬成棕色的肌肉豐滿的背影不時在山間顯現。晚上，他總是在蚊帳裡就著馬燈的光看書。我總覺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慘世界》裡冉·阿讓的影子。在那場政治運動中，他和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沒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堅韌地勞動、工作。
1969年中，他報名去了一個偏遠的新建生產隊。聽說每天他總是最後一個下山，還要扛一棵幹樹送到伙房當木柴；飯涼了就用開水泡一泡吃。平時，他總是默默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5）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從分場場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連隊辦事。一進他的屋子，見他上吐下瀉，吐的都是綠色的膽汁，已經病得很重了。當時，他的同班同學王惠民正在他們生產隊當衛生員，給他吃了藥，似乎穩定了一些，我們和隊裡的老工人們都說要抬他去醫院，但他堅決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經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還有一個老工人一起用擔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場衛生院，醫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機把他送去小街的總場醫院。
兩天以後，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們55個北京知青幾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場場部，圍在凌瑜的遺體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個大的黑色棺材裡。女同學們圍坐在周圍，手裡不停地扎著白花。我已記不清，那一夜我們是怎麼過的，只記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