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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時候，班裡的學員大都是老紅軍、老幹部，幾乎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上課之後要實習，我爸跟著這些老紅軍一起去打伏擊、端炮樓、打一些小仗。這些老紅軍太會打仗了，跟著他們基本是沒有傷亡的。我爸也有他的長處，他給大家講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他在新加坡讀書時，曾在圖書館借到過英文版的###的《資本論》，所以，他在班裡還給大家講###主義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時，我爸睡不慣熱炕，每天都借老鄉的門板之類的支個床來睡。因此，他身上就沒長蝨子，也就沒有傳上瘧疾。在當時，部隊要從很遠的地方拉軍糧、拉裝備，可是戰士們個個都打擺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沒事。於是，他成了運輸隊的骨幹。有一次，我爸和幾個戰士趕著牲口走山間小道去拉糧食。當走到冰雪覆蓋的山崖上時，因為路太滑，連牲口都不敢走了，於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的馱卸下來，連揹帶扛地走過最險的地方。
那時候日軍在太行山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殺人無數，老百姓對日軍恨得咬牙切齒。有一次打仗後，我爸跟著老紅軍押了幾十個日軍的俘虜回營。因為怕老百姓殺俘虜，他們就給俘虜們換上當地老百姓的服裝。戰士們端著槍在前後押著俘虜穿行在青紗帳。沒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訊息，他們從青紗帳裡衝出來，手拿菜刀、鋤頭，沒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還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少俘虜。老百姓對日本鬼子簡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見日軍對待當地老百姓是多麼殘暴。
大連—平壤—哈爾濱—北平 。。
⒈新中國第一面國旗是我爸騎車找制旗社做的（4）
我是1947年4月11日在大連出生的。據我爸的傳記裡講，從1947年到1949年初，我們一家從大連又到了朝鮮的平壤。我父母作華僑工作，組織群眾支援解放戰爭的前線。後來又到了哈爾濱。我爸任南崗區區長，維持治安，組織生產，支援前線，並且安置國民黨的起義將領和被俘將領。後來還負責接待從國統區來的、準備建國後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人士，比如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李濟深、茅盾、章乃器、柳亞子、馬寅初、洪深、翦伯贊等。那些###人士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國語講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歸僑，會講廣東、福建的各種方言，包括客家話、廣府話、海南話、台山話和閩南話，所以和他們溝通起來比較方便。可以給他們答疑解惑，讓這些還很少與共產黨打過交道的人們感到很親切。
再後來，北平解放了，1949年4月，我兩歲的時候，我爸媽就帶著我一起南下進了北平。我們就住在中南海里。
那時候，中南海到處是荒草叢生。亭臺樓閣裡到處是馬糞，一片狼藉。因為平津戰役期間，解放軍圍城的時候，“國軍”傅作義在北平的部隊就駐紮在這裡。於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幹部就開始打掃衛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幾個歸僑幹部議論，中南海里水草太多，如果找來草魚養在裡邊一定可以改善水質情況。當時負責管理中南海的同志聽了他們的意見，立即給正在江南前線打仗的部隊發了電報，在戰爭之餘運來了一批草魚苗。養上草魚之後，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總司令在瀛臺附近釣魚，見到我爸，招手叫他過來。我爸走到他身邊低聲地問道：“朱老總，今天釣了幾條？”他攤開手說：“沒得，不知為什麼，明明見到水裡有好多魚，可它們就是不上鉤。”我爸沒有說什麼，卻蹲在一旁，靜靜地觀看，突然他想起了養草魚的事，就在原地拔了些草，編了一個小環，對朱老總說：“朱老總，換個誘餌試試。”老總奇怪地說：“用草做誘餌真新鮮，我試試看。”果然，一條魚上了鉤，老總開懷大笑。
六月盛夏，綠樹掩映的中南海顯得格外繁忙，裝著各種建築材料的車輛來來往往，一些維修殿堂的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其中懷仁堂工地特別熱鬧。我爸記得在入住中南海時，懷仁堂僅僅是一個四周圍著平房的大院，院中間有個簡陋的大頂棚，但過了個把月，頂棚換了個高大的屋頂架，四周立了新柱子。我爸聽人說，懷仁堂要蓋成一個大禮堂，是由中國鼎鼎大名的梁思成建築師設計的，將來新政協會議就在這裡召開。
開國大典臺前幕後
最讓我爸一生自豪的就是他參加新政協的工作，任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六小組的秘書。這第六小組的工作就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制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方案。現在中央檔案館的有關原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