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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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格尺在下面頂著寫，這樣寫出來的字下部都是連在一起的，很難看。我不學他們，所以寫得很慢。老師見到我的作業本，很喜歡我，有一次考試交試卷，曹老師拿著我的試卷對同學們說，你們看彭安鴿的試卷多幹淨，字多漂亮，你們的卷子如果像這樣，作業做不完也沒關係。

因為作業經常做到很晚，我總是累得第二天起來整個人灰溜溜的。因為熬夜，有時還尿炕，所以非常壓抑。但是因為我的成績是班裡拔尖的，所以曹老師對我不錯，有時作業沒完成，他也很少批評我，可我感覺壓力越來越大了。

大概見我長得漂亮，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就戲弄我，老把我和另一個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學，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後唱電影《蘆笙戀歌》的主題歌“阿哥阿妹情意長……”還把我往那個女孩子身上推。這次我還手了，和他們打了起來，最後被他們從一個煤堆上摔倒再踢下來。那天颳著很大的黃沙風……

我的同桌叫郭來順，有一天，他沒有來上學。曹老師就讓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著風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雜院子，打聽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門口敲門，門推開了，眼前的景象讓我驚呆了：進門就是炕，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樣子，他的媽媽、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著，被子蓋到胸前。

我按照她們的指點，退出房間關好門，繞到屋後的大場院。只見郭來順正幫著父親在搖煤球。我對他說：“老師叫你去上學。”他爸就讓他跟我回學校了……

有一個同學姓徐，長得很剛毅的樣子，眼睛很大，鼻子筆挺，臉上基本沒什麼表情，有點兇。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隊買飯。我見他飯碗裡只有飯，什麼菜都沒有，就好心問他：“你白嘴吃飯呀？”他瞪著大眼睛對我說：“我沒白吃！我給錢了！”

1959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糧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來越少了。學校組織學生勤工儉學。學校從外面工地拉來很多攪成亂麻一樣的鐵絲，斷斷續續地捲成一坨坨的。老師讓我們從家裡拿來錘子、鉗子，把鐵絲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錘子把它敲直。開始的時候，我經常敲到手指頭，疼得很。過後還會留下一塊紫色的疤。一段時間後，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級的時候，老師問誰家有理髮推子和剪子，就可以報名去北新橋的理髮店當學徒，學了手藝就給班上的同學理髮。我買了推子和剪子之後報了名。那時候，理髮店的師傅很熱情，教得很認真。先從給顧客洗頭學起，然後練習平穩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給顧客理髮之前要先用酒精燈把推子烤一烤，進行消毒。從學理寸頭開始，然後再學理分頭、背頭、吹風。我們給顧客理髮的時候，師傅不斷給我們指點和示範。　。。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學（2）

在太保街口，無論春夏秋冬總有一個老頭蹲在那裡賣鐵蠶豆，我兜裡有零花錢，經常花一兩分錢買一小把鐵蠶豆吃。奶奶牙齒只剩幾顆了，有時候，也跟我要一顆來放在嘴裡含著。

我們學校離雍和宮、國子監很近。雍和宮從來都是大門緊閉，進不去的。而國子監的一部分是首都圖書館，憑學生證就能進，同學曾帶我進去，在大閱覽室看書、做作業。那裡很大，很安靜。

學校旁邊有一個去汙粉廠，那時的去汙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鹼粉做成的。

我們學校靠近城牆根兒，附近有一座監獄，當地人叫它“炮局”。我們常看到犯人們排著隊，扛著鐵鍬由警察帶著去幹活。

那時候，小學的大同學有很早就結婚的，記得比我高一屆的，就有一個女生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來上學。

我們班長叫劉玉蘭，梳兩條大辮子，兩個大眼睛很漂亮，笑起來兩頰還有酒窩。她有一個學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學比較晚，所以看來比我們大一點，很豐滿，也很健康。小學畢業後，劉玉蘭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衚衕口見她頂著凜冽的西北風，埋頭拉著大板車，後邊有兩個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劉玉蘭！”她假裝沒看見，眼睛盯著前方的地面，繼續埋頭拉車。她還挺著懷孕的大肚子。

我媽勞改還省糧食給我們包餃子

1960年，我媽在海南島得了類風溼性關節炎，被送回北京。她變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時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淚。我們三兄弟就幫她翻身、捶背、餵飯……

待她在中醫醫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後，就又被派到東郊的一個農場去勞改了。和在海南島時一樣，她的工作還是餵豬——煮豬食、起豬糞、打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