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那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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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翻得一塌糊塗，副司令員仰躺在辦公桌前，面部側向辦公桌，兩眼圓睜著，眉心上有一個血洞，血洞往外流血已經停止，地板上的頭部位置有一灘血跡。

“我當即電報了中央軍委，得到的指示是：緊急救人，保護現場，搜尋案犯，注意保密；等待進一步指示。”

王劍峰把中央軍委的指示電文向在座的所有人員展示了一番，然後繼續說道：“接到指示後，我們把副司令員送到軍區醫院，同時封鎖了辦公室和整個司令部大院，不許院內任何人員外出，並且對大院內所有的地方進行了搜查，結果找到了一些腳印和翻越圍牆的痕跡。隨即命令部隊封鎖了本市所有的車站和路口，還組織民兵進行巡查，尋找可疑和帶槍支的人。醫院方面只有院長和一名主任大夫知道死者是誰。副司令員暫時安放在一間特護病房內，無其他人員知道。

“半小時後，軍委來了指示，詢問了最新情況後，說中午時分有一個軍委調查組抵達春城，要求軍區全力配合調查組的調查。”

第十章 案件分析（2）

會議在吳洲起的主持下，三個小組分別進行了調查彙報。

現場勘查小組彙報案發現場勘查結果：

一、副司令員錢建民是被一顆毫米子彈擊入腦部後而身亡的。從彈口灼傷的情況分析，槍是遠距離擊發的。時間大約在午夜零點至一點鐘左右。子彈頭已從死者腦內取出，還需要對彈頭做進一步的技術鑑定。從死者被槍擊倒地的位置和方向分析，槍擊位置應該是在房間門外的陽臺上，或者更遠的地方，但沒有尋找到槍擊後遺留下的彈殼。有一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司令部當夜執勤和值班的有三十二個人，經逐一查詢竟沒有一人聽到異常動靜，所以懷疑那支槍是帶有消音器的武器。

二、現場被翻騰得很亂，可是沒有查詢到指紋，看來罪犯是戴著手套做的案。罪犯留有清晰的腳印，是四十一點五碼的橡膠底鞋印。鞋底有橫向波浪紋，波浪紋中間夾雜著有序的圓點。鞋沒有後跟，是平底鞋。從鞋底的尺寸和留在土壤中的鞋印分析，認定罪犯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體重七十公斤。罪犯只有一人。

三、從腳印行蹤和翻爬圍牆的痕跡分析，罪犯是從司令部大院圍牆的東北角拐彎處翻牆入院的，然後到樓下從陽臺的立柱爬上陽臺，再從開著的陽臺門進入副司令員的辦公室。作案後，又返回陽臺，從陽臺跳到地面，按原路線翻出大院圍牆。腳印消失在圍牆外。

四、副司令員辦公室的保險櫃上沒有撬痕，是用鑰匙開啟的。保險櫃上全是副司令員的指紋。經清點和核對，保險櫃內丟失的物品有：一支67式毫米口徑小型自動手槍，槍號為12—0058；錢款兩千八百元左右，這個數字是跟副司令員的愛人和軍區財務核對得出的。保險櫃裡的兩份“三A級”機密檔案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67式手槍的槍套也沒有被動過。另外，國外進口用鐵盒包裝的飴糖被開啟，從包裝上標定的重量秤量，少了230克，也就是二兩多一點。在室外陽臺下，發現了三塊同樣的飴糖，說明罪犯在跳下陽臺時，從口袋裡灑落出這幾塊糖。其他沒有發現丟失什麼。

社會調查小組彙報調查的情況：

一、最近一個多月來，即從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副司令員錢建民先後三次到北京參加會議和學習。第一次去北京是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呆了兩天，參加軍委總政治部召開的“全軍擁軍愛民，加強軍民關係”的動員會議。第二次去北京是八月三日至六日，在北京也停留了兩天，參加軍委總後勤部召開的“戰備物資調研會議”。第三次到北京的時間是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參加軍委舉辦的“戰略研討學習班”。

二、據副司令員的秘書和隨行人員反映，從第一次去北京回來後，錢建民的情緒就起了變化，精神狀況不佳，他本人總感到十分疲勞，經醫生檢查只是血壓有點偏高，沒有其他毛病。

三、另外，八月二十二日臨晨大約四點鐘左右，在市郊編號為ZH03的公路盤山段的深溝裡，當地民兵發現了一輛軍用吉普車摔下溝裡著火燃燒起來。具體地點距本市13公里100米處。現場勘查，除已被燒燬的吉普車外，沒有發現人，但從吉普車內發現了一支已經被燒燬的摺疊式小型步槍的殘骸，殘骸中有一架被燒得只剩下了鐵殼的望遠瞄準器。據查，吉普車是24師通訊連的。據通訊連連長說，吉普車在八月二十一日白天執行完任務後返回途中被盜竊。當時吉普車拋錨發動不起來，司機就把車停放在公路邊，到附近村莊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