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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謊言來瓦解內心的極端恐懼，牽扯其中的人們而為了忠誠而說謊，或許是為了保護一個朋友，或許是為了呵護一段自以為是的正義。有的證人說的全部都是實話，卻看起來像是在說謊一樣，因為他們想要儘可能得三緘其口。
布洛克寫辦理妓女謀殺案的《八百萬種死法》，而偵探小說中的謊話一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於是這時候，每個偵探都是戳穿謊言的高手，阿加莎筆下的馬普爾小姐坐在院子裡織織毛衣，就能夠拆開一個謊言，人被逼迫到極端的境遇，說出來的謊話都極其具有代表性。而露出的馬腳並非是因為謊言不夠完美，不在場證據不夠充分，只是因為每個人的性格都已成定局，沒有人能夠越過自己的人性來說謊。
在阿加莎的謀殺案中，人們總是接二連三地死去，彌補，永遠是不夠的，那隻被撕開的洞，望不到底。
維多利亞老小姐，或者謊言女王（1）
文/愛扣
我們都做過一道這樣的智力題：一個岔路口分別通向誠實國和說謊國，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誠實國的，一個是說謊國的，誠實國的人永遠真話，說謊國的人永遠說謊話，現在你要去說謊國，但是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需要問兩個人，請問應該怎麼問？偵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裡，不管是衣著整潔過人的大偵探波洛，還是那個住在鄉下，一年到頭針線活兒不離手的馬普爾小姐，他們所擅長的與日系偵探不同，不是從現場的蛛絲馬跡裡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漢派偵探小說裡面的赤手相見，而是慢悠悠地詢問，聊天，從言語間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馬普爾小姐在《怪屋》裡面說的那樣，要知道兇手是誰的話，就要多與每個人說話，因為兇手總是有傾訴欲的，他需要與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個說話說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兇手，而在他的那些急於分享的謊言中，一定存在著破綻，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綻，真想便會呈現。
比起波洛來，馬普爾小姐更加作為那些硬漢偵探小說中偵探形象的反面而存在著，她就是一個直接從維多利亞時代中走出來的老小姐，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社交圈就是些鄰里坊間的人家，終生未嫁，脖子裡裹條溫暖的羊毛圍巾，搭個小籃子，把毛線活兒在膝蓋上擺開了，就開始觀察周圍那個充滿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馬普爾小姐在《平靜小鎮的罪惡》裡說，人們或許穿得不一樣了，聲音與以前不同了，但是人們還是與他們以前一樣，儘管用詞有些變化，話題卻是永遠不變的。
於是阿加莎的故事裡永遠不會有血腥敢的描寫，謀殺往往在平靜閉塞的小鎮，舒適溫暖的火車，或者鄉紳的藏書室這樣靜謐的地方發生著，隨後也不會有驚心動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惡只是伴隨著細枝末節的謊言，漸漸地浮現出來，人們永遠無法擺脫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謊言在人性面前，便顯得千瘡百孔起來。波洛先生在偵破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時候說：“我對所有案子最感興趣的只有一點，就是性格。”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日後的眾多技巧派作家們都熱愛阿加莎？克里斯蒂，因為她所描摹的並非激發人腎上腺素的謀殺場面，而是每個人的性格，說話語氣，行為舉止，口頭禪，習慣動作，都是獨一無二的。比較喜歡王安憶說過的一段話：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謀殺案，其實都是由一些簡樸的理由生髮的，她就像編制毛線活的女工，憑著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於是，雜樹生花，萬樹千樹。
《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謊言最為經典，因為這是一件發生在火車頭等車廂裡面的集體說謊事件，某天12個人為了殺死一個十惡不赦的謀殺犯而集中在從伊斯坦布林開往倫敦的火車頭等車廂裡。一切皆因很多年前，這個謀殺犯綁架並且殺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兒，導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慘劇，卻逍遙法外，於是若干年後，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後代，親密朋友，律師，保姆，家庭教師等聚集在一起，決定私刑了斷兇手，結果每人都在黑暗中紮了兇手一刀，然後互相用謊言來掩蓋，製造出所有的不在場證明。所有的證詞以及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個設計就好像是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難，這個案子就好像是一個幻想曲，完全變得沒有合理性。
維多利亞老小姐，或者謊言女王（2）
碰巧在這輛列車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細微的謊言，便能慢慢地順藤摸瓜，探尋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說他碰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