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貝斯特

第197部分 (第2/4頁)

，有十表、八書、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永珍，而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史記》是歷史上第一本“紀傳體”史書，它不同於前代史書所採用的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或以地域為劃分的國別體，而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的一種體例。從此以後，從東漢班固的《漢書》到民國初期的《清史稿》，近兩千年間歷代所修正史，儘管在個別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絕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的本紀和列傳兩部分，而成為傳統。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正因為《史記》不以地理國家和統一紀年撰寫，而是以各家之傳記集合形勢呈現，故《史記》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時間發生順序為線索，《史記》的重大發明是：同時記錄了各家對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場和看法，故《史記》各篇中對同一事件記錄看法頗有矛盾之處，而這正是《史記》的特點。可謂“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

《史記》起初是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內容摺疊

十表（大事年表）；

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生平、政績）；

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

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取自《諜記》、《五帝系諜》、《尚書》、《秦記》、《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兵法》、《春秋歷譜諜》、《春秋（史書）》、《國語》、《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與《資治通鑑》（司馬光）並稱“史學雙璧”。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迴圈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絡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

作者介紹摺疊編輯本段

＇1＇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