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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誌，是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組織和管理上的重要體現。完全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國家對骨幹企業的直接指揮……就無法避免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就不能保證我們的整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這一派學者看來，薛暮橋的提法是“把落腳點放在商品經濟上，計劃經濟被抽掉了”。一些更極端的人進而反對“宏觀經濟由計劃調節，微觀經濟由市場調節”的主張，認為“這樣一來，宏觀就很可能被架空，成為‘樑上君子’，結果就會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這種形勢下，中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因為在“十二大”開幕前夕撰文支援要著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主張，而受到了上級領導的嚴厲批評，多次檢討才得以過關。在最終形成的“十二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表述為—“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報告認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範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後，吳敬璉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倒退。
“十二大”以後，薛暮橋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關於體制改革理論的座談會上作了違心的檢討，他在自己的*中記錄了當時的痛苦心情：“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做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贊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贊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檔案有關規定。”
此刻，擺在吳敬璉面前的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試圖推翻1982年的“定論”，為商品經濟“翻案”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
馬洪等人敢於在此時“探險”，也與當時的宏觀氛圍分不開。從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從整頓中走向復甦。在元旦過後不久，近年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這是他一生中兩次著名的南方視察的第一次。當時，中國就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展開大論戰，深圳和珠海特區正飽受爭議之苦，被一些保守派認為是“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的地方。*馬不停蹄遍走特區，2月1日，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對特區模式進行了公開的肯定，這一訊息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佈“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此後，中國的對外開放逐步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以《請給我們“鬆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鬍平寫了一封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鬆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此信被《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刊登，一時轟動全國，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
為“商品經濟”翻案（4）
正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之下，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授意馬洪，給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們送上一篇試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重提“商品經濟”。
馬洪立即組織周叔蓮、張卓元完成了初稿，這回趕上吳敬璉正好歸國，馬洪怎麼肯放過他。於是，他們幾個人在瀋陽、長春白天參加戰略討論會，休息時間和晚上就抓緊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據後來學者的揣測，馬洪之所以倚重吳敬璉，一是信任他的學術素養；二是希望他能夠把耶魯帶回來的現代經濟理論融匯進文稿之中。
馬洪和吳敬璉從瀋陽寫到長春，再從長春寫到大連，一路數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馬洪當機立斷說：“下面幾站我不走了，要馬上回北京。”吳敬璉與他道別，代表馬洪繼續前往哈爾濱開會。
一回到北京，吳敬璉就急忙去馬洪家裡探聽情況，瞭解反應。他知道茲事體大，關乎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走向。馬洪非常高興，告訴他，文章已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