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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馬洪說：“拉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必須馬上把它改定，因為，再過3個月就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了。”
這疊文稿的背後，風潮洶湧。
這其實涉及改革史上一個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詞解釋”之爭：到底該如何定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總的來說，主要是兩個名詞的選擇：A。 計劃經濟，B。市場經濟。
是A還是B，看上去涇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於中國改革的漸進性特徵，實際的情況卻遠遠要複雜得多。日後我們知道，從A到B，我們整整走了15年。在這期間，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辯和反覆，還出現了多個階段性、交叉性的“中間態名詞”。從這種反覆及名詞中，可以讀出中國改革之艱難和曲折。
為“商品經濟”翻案（2）
在傳統的經典表述中，市場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同義詞，是應該堅決反對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義路線。而據考證，不管是*、陳雲，還是李先念，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都用過市場經濟的說法。不過，他們說的是經濟的部分執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總體目標。例如，*早在1979年就使用過這個名詞，在該年11月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談到：“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不過，鄧的這個講話當時並沒有被當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進行傳播和傳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仍是一個“禁區”。為了避免“因名廢事”，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在論及改革目標時，改革派進行了妥協，改之以“商品經濟”的提法。據當時中央編譯局專家的考據，在*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沒有“市場經濟”一詞，也沒有“商品經濟”這個詞彙，“商品經濟”是俄國理論家在20世紀之後“發明”的特有用語。使用“商品經濟”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可以避免“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障礙，所以當時採取這樣的辭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的薛暮橋為體改辦起草了一份題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檔案，其中寫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他在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對這份檔案做說明時說，這個檔案要解決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麼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他認為，提出商品經濟這種說法“是對30年來佔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
薛暮橋的提法得到了*和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援，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對。從1981年到1983年期間，出現了一系列批判這一觀點的文章。它們均反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論”，其理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
1981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當前關於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的材料，它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定地贊成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商品經濟的。其中，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林子力等被劃為第四類。
在為預定於1982年9月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計劃派”力量佔了絕對的上風。起草小組成員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說：“在我國，儘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關係，說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將這封信作為定論，批發給宣傳口所屬各單位。
為“商品經濟”翻案（3）
與之相呼應，媒體上也刊發了大量類似觀點的文章，*中央的紅旗出版社還編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實行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