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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正面臨滅亡的恐懼。所謂文化覺醒，便是要雪恥辱，重建民族的信心，要除恐懼，推動新的科技文化以充實國勢。要救國，必須要傳播新的思想，所以必須要推動口語，作為傳播的媒介，使新文化的意識與意義得以普及大眾。要他們覺醒到國家的危機，必須對舊文化的弊病作全面的攻擊，在當時，新思想者不假思索地揭傳統文化的瘡疤，呈露著一種戰鬥意識的批評精神，當時的兇猛程度，我們現在看來，是相當情緒化的，對於傳統文化中一些對新文化新社會仍具啟發意識的美學內容及形式甚至生活、倫理的觀念，對於它們的正面作用完全一筆抹煞者，大有人在。在當時的激流中，要停下來不分新舊只辨好壞完全客觀而深思熟慮地去處理文學者實在不多，而且亦非當時的主流。五四時期強烈的戰鬥的批評精神亦反映於當時的創作裡，譬如批判的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反傳統社會的戲劇與小說，為當時最具代表性而貢獻也最突出的文學創作，即就詩歌來說，當時所繼承的便是西方浪漫主義中革命性的一面，由語言的形態（棄傳統不涉理路的語態而襲用說理演繹的語法，強調“我”的重要性，由“我”向“你們”申說當前要義）到題旨，無不具有批評的精神，甚至有時會沉入過度傷感主義的新月詩人，都可以說是在一種對過去制度批判的精神下進行，如徐志摩認為愛情至高至大可以克服萬難改變世界等等，固然可以視作缺乏理智平衡的一種宣洩，但這種推崇愛情的態度，後面仍是對傳統儒家剋制愛慾的批評。
中國文學批評方法略論（4）
五四的精神之一，便是實證實悟的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但開始階段的作品，常呈現過度情緒化的發揮，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這種矛盾的現象，是任何劇變中常見的歷史現象。對五四時期的思想形態的回顧，以李長之的《迎中國文藝復興》（1942年）所提出的幾點最值得我們參考，茲列舉數則於後：
一、 五四運動並非“文藝復興”……所謂文藝復興的意義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的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藝術方式的再生……可是中國的五四呢？試問復興了什麼？不但對中國自己的古典文化沒有了解，對於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沒有認識。
二、 五四乃是一種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乃是在一切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種精神運動，凡是不對的概念和看法，都要用對的概念和看法取而代之。在這種意義下，勢必第一步是消極的，對一切的權威、感官的欺騙，來證實的設想，都擬一拋而廓清之……所以這種啟蒙的體系太重理智的意義與目的的實效，於是實用價值是有了，而學術的價值卻失了……和理智不解緣的，是唯物思想及功利主義。
三、 五四是一個移植的文化運動，揚西抑東……移植的文化，像插在瓶裡的花一樣，是折來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自本土的豐富的營養的。
四、 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個未得自然發育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那時並沒有民族的自信，只覺得西方文明入侵了，於是把自己的東西懷疑吧，毀掉吧。
五、 五四運動主張明白清楚，是一種好處，但就另一方面來說，明白清楚就是缺少深度，水至清則無魚，生命的幽深處，自然有煙有霧……五四是一種反“深奧”及“玄學”的態度。
六、 五四在表現方法論上，也是清淺的，很少人談到體系和原則，觸及根本概念的範疇……國人對浪漫主義的誤解，以為披髮行吟為浪漫，以酗酒婦人為浪漫，以不貞為浪漫……
七、 五四缺乏自覺自信，樣樣通的人太多，窄而深的人太少。
五四給我們的貢獻最大者莫過於懷疑精神，反對人云亦云的批評態度，對傳統的批評方法有極大的修正作用，懷疑精神所引發的必然是尋根的認識，在五四時期，由於對於西洋思想方式及內容過度一廂情願地重視，而不能對傳統文化作尋根的認識，到其正面價值的再肯定。譬如當時過度重視功利主義——影響至今——便是一例。為什麼五四以後並沒有引發到對傳統及西洋的尋根的認識呢，我想一方面是傳統惰性的阻力仍大，最重要的還是開放性思想的受挫。五四反對了傳統的定型思想以後，作家們受著當時政治潮流的影響，再落入新的定型思想的枷鎖中，尤其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派作家，每每被困在源出西方的馬列主義的模子中；當時的胡風，因為緊握著五四給他的一點開放精神的種子，欲掙脫思想的枷鎖，而終於被圍剿整肅到無法生存。
但我們並不是說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