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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在他旁邊，好長時間他醒過來了，看了我一眼，顯得有點不高興，他就問我：“東進，你怎麼回來了？我生病有醫院的醫生護士照顧，哪需要你回來啊！你為什麼不學習往回跑啊！”後來我就講，我說別的同學父母有病都可以回來看看，你病得那麼重我也回來看看你啊。醫生護士在旁邊也說他應該回來啊。我父親說：“東進啊，你是高幹子弟，應該更嚴格要求自己，你不應該這樣啊……”說完他就昏過去了。
以後這些天他總是一會兒清醒一會兒昏迷，因為尿毒症最後就是這種症狀。
到最後他經常要求站起來，對醫生護士和我們說，你們不要幫我，我要自己站起來，我能站起來我就勝利了，他還要克服這個重病，還想再站起來繼續工作，到最後實在不行了。他有一天昏迷過去了，時間比較長，醒來之後，我、我妹妹、我媽媽都在身邊，他看了看我們，拉著我母親的手，說：“我死了以後你們就從現在的房子裡搬出去，搬到一般的普通的房子裡去，不要在這兒住了。”然後他又跟我們說：“你爸爸是共產黨人，我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遺產留給你們，我只能給你們一句話，那就是永遠跟著共產黨幹革命。”而且他還說：“我這一生走對了一條路，就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跟著毛主席走。”
羅榮桓的去世讓毛澤東夜不能寐，幾天過去了，毛澤東仍然走不出悲痛，他拿出筆，寫下一生中唯一一首悼念戰友的七律《吊羅榮桓同志》：“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裡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斥晏鳥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大將徐海東…採訪徐海東的長子徐文伯（1）
採訪時間 2002年10月
採訪地點 北 京
採訪物件 徐文伯（時年65歲） 徐海東的長子 原文化部副部長
採訪記者 董雅麗
“黃陂有個臭豆腐”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記者：1936年的夏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秘密前往陝北蘇區，要探尋“紅色中國”。他採訪了毛澤東和很多紅軍將領，後來在書中對您父親的描寫用了“大名鼎鼎”和“神秘”這兩個詞，他對這位出身貧苦的將領的身世非常著迷。有人叫他“泥巴人”，有人叫他“臭豆腐”“徐老虎”，甚至徐海東也不是他的本名，給我們講講您父親的身世？
徐文伯：我老家是湖北黃陂縣，我最早是1960年回去過，那時候他出生的屋還在，他燒的窯也還在。“泥巴人”就是做窯的，我們家七代都是窯工，父親是第七代，做了11年的大水缸。做水缸很累，要很有力氣，累的時候總要喝點酒來解乏，所以我父親的酒量是比較大的。他參加革命以後也離不開酒，打仗的時候，警衛員給他背的水壺裡裝的都是酒。戰場上不能說拿酒來啊，他就說拿水來潤潤嗓子，警衛員就知道了，就把酒拿給他。
我父親家兄弟姐妹14個，父親是老么。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那在農村是不光彩的，我爺爺就準備把他淹死，我奶奶捨不得，就這樣把他留下來了。上學的時候，我父親就好打抱不平，看不慣就要講，就要打，不管你是誰。後來，他打了一個大地主的兒子，私塾也不敢教他了，一共讀了三年書，於是就開始了他的窯工生涯。
記者：其實徐海東並不是他的本名，為什麼要改名呢，而且改了不止一次？
徐文伯：對，他原名徐元清，後來參加北伐改名為“少奎”，覺得“元清”不夠革命的氣魄。到1928年他搞暴動，家裡人被殺，暴動沒成功，為了表示決心，一定要把革命再搞起來，他改成“徐海動”，大海鬧動，要像哪吒一樣把大海鬧動起來，後來人們聽來聽去，就聽成“海東”了，都喊他“海東哥”，“海東哥回來了”，所以爸爸就乾脆改成了“徐海東”。
記者：您父親很能打仗，是當時第二大蘇區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在整個四方面軍有“徐老虎”之稱，但是“臭豆腐”這個綽號是怎麼來的呢？
徐文伯：我記得陳再道叔叔給我講：文伯，你知不知道關於你爸爸的民歌，他就唱起來了，“黃安有個趙次吾，麻城有個邱江埔，黃陂有個臭豆腐”。“黃陂有個臭豆腐”就是我爸爸，也是當地最早起來鬧革命的，這三個人在當地廣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