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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擔任外交總長時候並不長的顧維鈞清楚，外交舞臺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作為曾經在“二十一條”事件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顧維鈞，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勝強權”，他不止一次認真地設想在戰後和談中“畢全功於一役”，廢除列強同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場景，併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當年為“二十一條”與日本人苦苦爭鬥的顧維鈞曾經告訴過他，“將來戰事完畢，必有大會，以歷史觀之，當日柏林會議、維也納會議，凡間接關係之國均可加入。此次戰事牽動全歐，或亦令間接關係國加入，亦未可知。”當時中國尚未對德宣戰，這番話被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戰之國不能與會”譏笑為天方夜譚。然而，隨後中國在袁世凱稱帝后便對德宣戰，成了一戰的直接關係國，具備了參加戰後和會的資格，而且隨著中國大量派遣海陸軍前往歐洲作戰並屢獲勝利，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夢想，對顧維鈞來說，一點一點變得真實起來，甚至讓他感覺唾手可得。
然而，當夢想就要變成現實的時候，顧維鈞還是要清醒的面對現實。一戰勝利後，北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全國放假三天以示慶祝，同時還做出了不向英國提出歸還英國在香港特權的決定；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顧維鈞不能不考慮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強的態度。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畢竟不可操之過急。根據此前中英兩國的協定，英國將在戰後和中國重新展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這也正是顧維鈞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
無論北京政府還是顧維鈞都很清楚，決定和談成敗的關鍵不在中國，而在美國。他必須首先徵詢美國的態度，與美國就廢約問題達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眾的意願完成和談使命。想通了這一層，也就不難理解顧維鈞此行捨近求遠繞道先行前往美國的良苦用心了。
顧維鈞知道，談判的道路註定充滿意想不到的艱難曲折。但誰也沒有想到，代表團剛一出發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請。由於擔心和談橫生枝節，顧維鈞對此特地電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會見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計劃。但北京政府擔心因此過於得罪日本重啟戰端影響和談，要求顧維鈞“即行按期入日京會見，以覘日政府真意。萬一不能支，可酌減酬應，緊要接待不可忽略，事關國際，務應慎重將事，毋負委任。”因此顧維鈞不得不先行前往東京，分別與日本外相內田康域及媾和委員牧野伸顯分別會談，但謝絕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見。顧維鈞拜會內田康哉時，為了試探日本方面的態度，專門談到了臺灣問題。內田康哉則表示：“俟大會對德交涉清楚之後，當按照前議交還中國，請勿聽西人或他方之挑撥，致生異議。”顧維鈞對內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日本軍方堅決反對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談判和日本將臺灣交還中國），此時的他並不瞭解日本國內各派勢力之間的鬥爭，因而回答說：“兩國原議自應按照辦理：將來兩國代表可就具體事項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與德國交涉，然後再按照中日兩國休戰時訂立的協議，將臺灣轉交給中國。對此，顧維鈞並沒有提出異議。而且在這次會談中，顧維鈞並沒有就臺灣問題是否提交巴黎和會與日本商議，因而為此後中日雙方在和會上的紛爭埋下了伏筆。
在離開東京之後，顧維鈞一行人抵達舊金山，並乘火車橫穿北美大陸，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美國總統威爾遜進行了多次會晤，兩人就很多問題達成了共識，顧維鈞對威爾遜提出的《公正與和平》十四點建議非常讚許，表示將全力支援威爾遜的和平主張。
威爾遜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歸為四點：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爾遜認為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其觀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性善論”。他認為人可以透過教育和學習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完善，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第二、戰爭可以避免。威爾遜認為，“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達成諒解，用和平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並在友好的氣氛中解決各自的矛盾”，而作為國家政權操縱者的政府官員則可以良好的協調這種意願，從而化解矛盾。第三、利益可以調和。也就是說，國家之間可以用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衝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集體安全”。第四：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倡導透過國家間的合作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