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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王一亭稱為“王菩薩”。中國人民在這次日本震災中所表現出的純潔的道德感和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精神，一時為世界各國廣為稱頌。
但是隨後在日本發生的事，卻大大的挫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佈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日本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使用刀劍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而在這場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朝鮮人有上萬人，而華人被屠殺者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後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後一些人因傷重去世）。
當時中國國內的報刊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北華日報》如下載道：；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婦，恣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悽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後，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腳踏車，被日軍作為戰利品佔用著……”
在日華人及朝鮮人遭遇野蠻屠殺的情況見報後，中國國內的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的怒潮。中國民眾紛紛指責日本“仁義道德淪亡殆盡。吾人本恤憐之義，集資以濟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橫殺，以德報怨，莫甚於斯，吾人一息尚存，當速提抗議，懲辦惡兇，賠償損失。”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係，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於災震發生之際，對於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於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於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中國駐日本公使陸宗輿、新任中國駐神戶代辦施履本在得到訊息後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嚴重抗議，全國不少團體紛紛要求日本方面懲兇、撫卹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議書後，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震災發生之時，韓民暴動隨處發生糾紛，致華人誤被殺傷殊屬不少”，“地震時韓人暴動，群情憤激，誤傷華人”，“如此多數人之被害，在常識上難於置信，且其原因，又為震災、水災等不可抗力，誠屬無可如何之事。”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隨即照會日本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對日本虐殺華工之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公佈暴行、撫卹難僑，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隨後派專使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赴日調查。面對中國人民洶湧的抗議浪潮，日本政府迫於中國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懲兇”、“賠償”等項決議，“收捕行兇軍警二十二人，首犯九人處死刑，餘等判有期徒刑十年至數月不等”，賠償死難華工撫卹金共計60萬日元。
關東大地震被後人稱為“影響歷史的大地震”，因為它對亞洲未來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曾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本人的災難，實在是日本人夢想不到的事，日本各界無不大大驚歎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但在10月6日，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府和民眾：“由中國人心裡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