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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日本已經無法維持佔國家預算總額40以上的鉅額軍費，特別是日本遭受明治時代以來最慘重的經濟危機和關東大地震後，已經難以承擔鉅額的軍費開支了。而美國在其日本海軍的巨大艦隊建設成型之前就提出以現存的海軍力量來確定限制比例，這對軍費開支空前膨脹而又極需要收縮的日本是很有利的。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就認為“日本得到70的比例已經是很便宜的了”，大阪《每日新聞》也發表文章稱“如果美國之三年海軍計劃於1942年完成，時日美海軍將成46：100之比……美國如無此次之建議，日本海軍絕難獲得70之比率……”其次，華盛頓條約還迫使美國終止了在關島、菲律賓、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設，日本本土及周邊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證。雖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煩惱：在海軍的強硬派人士看來，對英美10：7的主力艦比例仍然不足以滿足國防需要，而且有暗示日本是二等國家的味道在裡頭。而中國海軍獲得了和日本海軍一樣的比例，中國海軍在未來仍然是日本的嚴重威脅，而且以中美日益緊密的關係看，將來一旦發生戰爭，日本很可能會受到中美兩國的夾擊，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
而對美英法等西方列強來說，就象非海軍人士因為“華盛頓條約”使減稅成為可能而對其歡呼雀躍一樣，許多專業的海軍人士對條約的結果則表示懊惱與憤慨。美國海軍認為他們被英國人騙了，因為美國需要放棄更多已建成或待建的主力艦，同時條約未對巡洋艦作出限制；英國人認為他們被美國人騙了，因為條約需要安排廢棄更多的現役戰艦，來換取美國人廢棄還沒開工的軍艦；美英海軍人士都認為日本才是最大的贏家，因為它在西太平洋防務的問題上獲勝了。而唯一對《華盛頓條約》感到滿意的，只有真心想要縮減海軍發展經濟的中國了。中國獲得了和日本一樣的對英美“七成”海軍比例，這樣的結果對中國海軍、政府和民眾是一個超出預期的交待。
華盛頓會議在美日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召開，又在雙方的相互妥協中結束，太平洋上空密佈的戰爭陰雲得以暫時消散。作為20年以來美日尖銳對抗的頂峰和攤牌，華盛頓會議卻出現了一個奇異的外交結果：目標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美日兩國都實現了它們各自的會前對策。
從美國方面看，美國提出的對日10：7的海軍優勢、英日同盟的廢除等等“每一個重大目標都達到了”。日本被迫在《華盛頓條約》上簽字，美國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從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實現了會前的對策。雖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對美“七成”的海軍限制，但這個比例是與當時日本的國力相稱的。廢棄英日同盟雖然為日本所不情願，但也無可奈何，而且該同盟是以《五強條約》這種“體面”的方式宣告終結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話說，“英日同盟得到了一個體面的葬禮”。此外，《五強條約》是一個“凍結”太平洋現狀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條約，對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亞問題上，日本的“特殊權益”並沒有受到撼動，日後終於成為威脅遠東和平的一個重大隱患。
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國際安全體系是極為脆弱的，既沒有保證中國的安全，也沒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連日美對抗也沒有真正緩解。實際上《華盛頓條約》沒有規定任何手段對違反該條約的行為進行制裁或懲罰，而只是代之以軟綿綿的“道義”和“道德”約束，而從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出，“道德”這種東西對日本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而華盛頓會議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從會議的結果看，華盛頓會議實際上對日美雙方都是後患無窮的。在會議的兩國主要議題，既限制海軍軍備和遏制日本在遠東的擴張中，本來後者為因、前者為果，但受戰後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思潮影響的美國顯然倒置了這兩者的因果關係，把限制軍備、弭兵消戰放在了首位，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價，實際上等於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限制日本在遠東繼續擴張的最有效手段，即實際制裁和武力威懾。造成這種結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國在中國堅持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的、和平的經濟競爭和市場競爭，美國從一開始就註定不會為了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而與日本開戰。而美國幫助中國取得了和日本一樣的海軍比例，實際上是寄希望於中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威懾和牽制，美國人當然知道中國當前的工業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敵的大艦隊，實際上幫助中國取得更多的主力艦噸位份額並無助於這種情況的改善。因為中國要實現完全的工業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