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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嚥下欲說的話，知道再怎麼說他是不會聽的，只好勸道：“不管情報可不可靠，我建議校長先待一待，暫時不要去西安。”
蔣介石說：“我不要聽，漢卿手下個別極端分子造出的謠言把你嚇成這樣！你別說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無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願這份情報是個別造出的謠言。
蔣介石一行飛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脫不了身，只好在家裡密切關注西安的秘密電臺。
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戴笠坐鎮在電訊總檯，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臺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氣得打罵部下，以洩心頭之氣。
深夜，宋美齡一個緊急電話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來到中央軍校蔣介石官邸，只見孔祥熙、宋美齡神色焦急地在書房裡等戴笠。
見戴笠來了，宋美齡急忙奔過來，遞過一張電文道：“戴科長，你總算來了，幫我想想辦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電文，全文只有13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訊息不明。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戴笠驚得愣在那裡足足有半分鐘。
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情報，是12月12日下午3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這份情報後竊喜萬分，因為國民黨的政府要員都已隨蔣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何應欽當即封鎖了訊息，因此戴笠也同樣矇在鼓裡，只有行政副院長孔祥熙知道這訊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陳小姐”的宋美齡。
宋美齡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趕回南京商議對策，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但他哪裡知道？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潛逃的向友新發來的電文：張楊叛變，委員長被扣，生死未卜。
以後又中斷了聯絡，可見向友新的處境仍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張楊叛變，蔣介石被扣的事更進一步被證實了，戴笠哭喪著臉，惶惶如喪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個黃埔同學或特務就哭道：“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沒有了領袖，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應欽，瞭解國民政府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
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則認為千萬打不得，一旦打起來豈不要蔣的命，一定要透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覆興社的高幹們，復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千喬等人組成。兩派劇烈爭吵，鄭介民為了避免復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開會。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復興社內意見如此截然對立，更加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裡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千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階特務開會。
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裡南京到處一片亂糟糟的情況，淚流滿面地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鄭介民、梁千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說：“打嗎？不打都難得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另有文章。”戴笠接著道：“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作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談是目的。只要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說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說罷，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後回到南京，與宋美齡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齡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戴笠聽到訊息後，決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風險太大，無異於自動上門送死。
正在猶豫不決時，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駐西北對張、楊所部情況比較熟悉，對天下大勢常有驚人之語。何不請他決斷？於是戴笠當即去一電，請其決疑。
胡宗南很快回電：根據從各方面掌握的情報分析判斷：西安事變能否和平解決完全決定於校長本人，而非張、楊。張、楊發動兵變之目的，無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蔣亡，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