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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里奇建議錢學森，在華盛頓，應當首先拜訪美國海軍部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先生。錢學森所從事的研究，跟海軍關係不大。為什麼杜布里奇要錢學森去找金貝爾呢？原來，金貝爾此前曾經擔任噴氣工程公司執行副總裁兼總經理，曾經深入瞭解過錢學森的學術成就，評價說“錢學森是美國最優秀的火箭專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顯而易見，想借助於金貝爾在華盛頓進行疏通，幫助錢學森重新獲得安全認可證，這樣可以達到挽留錢學森的目的。
當錢學森出現在金貝爾的辦公室時，金貝爾顯得非常客氣。然而，他卻是一位“太極”高手。他勸錢學森去找律師波特，以便在聽證會上為他辯護。
錢學森在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訪了波特律師。波特聽了錢學森的陳述，認為明天就舉行聽證會顯然太倉促，他必須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建議推遲聽證會。錢學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見。實際上，推遲聽證會等於取消聽證會。錢學森已經訂好8月28日的回國機票，六天之後就要離開美國。
8月23日，錢學森再度來到金貝爾的辦公室，告訴他由於美國無理取消他的安全認可證，他決定離開美國，返回中國。金貝爾一聽，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對錢學森說：“你不能走，你太有價值了！”他勸錢學森三思而行。錢學森在尷尬的、不愉快氣氛中，結束了與金貝爾的談話。
華盛頓之行，錢學森一無所獲。
時間緊迫，離他從渥太華飛往香港的時間只有五天，何況他還必須留出時間從洛杉磯飛往渥太華。當天下午，錢學森就乘飛機急急趕回洛杉磯。
經過六小時的飛行，當錢學森剛下飛機，美國移民局的一位官員已經在洛杉磯機場恭候多時。他交給錢學森一紙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離開美國！”
錢學森無比震驚，也無比憤忿。
美國移民局的動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貝爾在幕後操縱。
後來才知道，正是由於金貝爾太知道錢學森的價值，所以他在錢學森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後，馬上致電美國司法部。
金貝爾在電話中說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這就是金貝爾對錢學森的價值的最精確計算。金貝爾深知“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句話的真諦。
原來金貝爾是一個相當仇視新中國的人物。
後來，錢學森經過5年的漫長抗爭，終於回到北京，金貝爾又說了一句“名言”：
放錢學森回中國是美國曾做過的最愚蠢的事。
中國“原子彈主將”幸運漏網
錢學森要求返回中國，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關注起“類錢學森”式的中國留學生。
就在錢學森遭到“禁足”之後的第八天——8月28日，美國郵輪“威爾遜總統號”從舊金山途經洛杉磯駛往香港。在這艘郵輪上，有一百多位中國旅客，內中大都是留學生、學者，既有後來成為中國“原子彈主將”的鄧稼先，也有後來對中國核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趙忠堯教授，還有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羅時鈞就讀於加州理工學院時，在錢學森指導下獲得了博士學位。在洛杉磯碼頭，美國移民局官員登船，盤問趙忠堯教授並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爾遜總統號”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後，便駛向下一站——日本橫濱。中國留學生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因為離開夏威夷，意味著徹底離開了美國。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橫濱。這時，船上響起廣播，說是由於有的客人在橫濱下船了，要調整房間，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帶隨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間……
調整房間，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這三位旅客都帶著隨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間。誰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正在那裡等候，來一個，扣一個！
這三名旅客，都是來自加州理工學院，即趙忠堯教授和中國留學生羅時鈞、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獲得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博士學位。
趙忠堯1927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1930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身在美國的他，當選當時中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情報部門在注意起錢學森之後，也注意起趙忠堯，他們知道趙忠堯同樣曾經在美國核心機密科學部門工作。儘管美國移民局在洛杉磯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