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那年的五枚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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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只稱送信的。那會兒我大姐十七歲，正上初三。提起大姐是因為大姐那一年還差三個月就要中考時，卻退學了，跟著我的姑姑去了石家莊。說是進工廠先當臨時工，然後熬個幾年就能轉成正式的，就會變成城裡人了。

看得出來大姐不想去，因為大姐在父親和姑姑商量這事的時候，拼命嘟著嘴。大姐一不高興就嘟著嘴，比如她考試拿不了第一，比如她偶爾少領到一張獎狀。當然，我站在大姐這一邊，在我看來，大姐只要唸完初三考上師範，三年後回來也是公家人。而且，我們村叫丁湖莊，那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叫石家莊，能有多大的區別？不過就是送信的和郵遞員的區別吧。

我的郵遞員生涯就從那一年開始了。

一個初三的男生老讓我捎信給大姐。信的信封是他自己糊的，上面只有三個字和一個括號：丁梅（啟）。男生的字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他說他沒考上師範，要出去流浪了。

八歲我就開始看小說了，所以對於男女之事我有著太多的好奇和嚮往。於是我接下了這個任務，從此也就多了一項負擔——掙郵票錢。夏天我半夜起來逮嫩知了，賣給街上的飯館，一個兩分錢。秋天割青草，曬乾了三分錢一斤賣給村頭的養兔廠。冬天帶著狗去捉野兔，一隻能賣八毛錢。春天沒的賣，青黃不接。

那男生的信來得挺勤，一會兒廣東，一忽兒北京，全是地圖上有大黑點的地方。連我們班語文老師都羨慕我，丁冬，你哪來的那麼多信啊？

我就很自豪，掙郵票的辛苦都不覺得了。

在我正為第五個四季的輪迴而努力的時候，大姐忽然回來了。大姐在村裡是出名的漂亮，這一回來，漂亮前要加上時髦兩個字了。只是大姐不覺得，而且也絲毫沒有衣錦還鄉的意思。大姐也沒辦法有那個意思，大姐在石家莊辛苦了五年，卻根本沒有轉成正式工進而變成城裡人的機會。姑姑食言了，所以連陪大姐一塊回來一趟都沒好意思。

大姐把時髦的外表褪給了二姐三姐，自己拾起了以前的舊衣裳。大姐穿舊衣裳還是一樣的漂亮，甚至是更漂亮了。所以大姐像花，媒人像蜜蜂和蝴蝶，翩翩而殷勤。我爹孃花了眼似的在可能成為女婿的公家人裡挑，可無論挑哪個，大姐一律不同意。爹孃先是訓罵，說大姐眼睛長到頭頂了，城裡人都當不成了還挑三揀四的想找什麼樣的？見大姐油鹽不進，爹孃乾脆自個兒打起來了。父母吵打了一個傍晚，全村就都知道了我大姐當不成城裡人的事。很快，家門口的車水馬龍變成了門庭冷落，只留下被磨得發亮的鐵門檻在訴說著什麼。

大姐變成老姑娘了，整日埋頭於一架縫紉機前，自學自練出了好手藝。我也初三了，經過我轉送的信已經把大姐床底下的櫃子塞滿了三個。

大姐的事給父親很多啟示，於是父親給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考上中專。父親認為這是最有把握的蛻變，只要考上了，搖身一變就姓公了。

可大姐成了村人說的最難剃的頭。每個人提起大姐都是咂咂嘴搖搖頭，感嘆，唉，丁梅那孩子，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姑娘是要做一輩子嘍。即使想嫁人，也只能找個二婚的，就那起碼也要備上一份豐厚的嫁妝。

我也算爭氣，這麼些年來不僅成績好，還透過給大姐送信把字也練得像那個男生的一樣漂亮。我考上了中專，鬼使神差地選了郵電學校。

全家都高興，鞭炮屑飄了一地，酒宴擺了三天。我卻替大姐擔心起來，那信呢？信怎麼辦，往哪寄呢，誰給送呢？那男生知道我一年一級地往上跳，可他總不至於未卜先知，曉得我考上哪個學校了吧？

我是心事重重地去省城上學的。

爹孃卻撂下了很重的擔子，整日舒心地嘆息著，接受著眾人或真或假的羨慕和誇獎。至於大姐，爹孃再少提起，一副花自飄零水自流的心態。

到省城沒多久，忽然接到一封字跡熟悉得讓我無法相信的信。是那男生的，裡面還有大姐的字。他們結婚了，在信裡他們稱我為媒人。放假了我才知道，大姐嫁過去只帶了那架縫紉機，還有那三櫃子的信。那男生——現在該叫姐夫了，姐夫在街上給大姐買了間店。大姐依靠她的手藝，專門訂做服裝。

我畢業工作的時候，大姐那間店已經聲名遠揚了。我每天下村去送信都必須經過大姐的店，店門上有我再熟悉不過的字型：保質保時質優價廉。每天從店門前過，三歲的外甥總在門口的石階上玩，遠遠的見我，便踮著腳叫：郵遞員舅舅，爸爸讓你晌午來家喝酒。

外甥叫念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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