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那年的五枚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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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那年的五枚硬幣

十七歲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著兩條煙一箱酒從鎮上派出所辦了個十八歲的身份證，花掉母親含淚賣的那個半大小豬的錢到了上海，用低聲下氣的哀求讓老鄉把我帶進了一個傢俱廠，當油漆學徒工。

上班的第三個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車去看我們車間主任。我們車間主任病了。不，應該叫傷了。反正是住院了，在離工廠二十七個公交車站以外的市立醫院。大傢伙都去看望過了，就剩我一個沒去。因為我從沒到過市裡，他們仔細給我數回來的。於是我有些慌張，俗話說萬事趕早不趕晚，主任平時對我就不太滿意，這下可好，弄了個倒數第一。沒辦法，這個月我連上白班，天沒亮上班，天黑了下班，總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於是我決定買個體面一點的水果籃，希望可以將功補過。可是水果籃的價錢超出我的預計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車後，心疼的感覺開始翻江倒海起來。兩個月的加班費啊，就換來這麼個拳頭大的破水果籃。於是，我給我的這個決定起了個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計劃。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還剩下五個硬幣，它們在我最習慣放錢的兜裡沉甸甸地墜著。拍了拍它們，聽到了叮啷啷的響聲，我踏實了，這才注意到公交車上的人都躲著我。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這沒辦法，車間裡一班下來就是十八個小時，別說身上了，就連頭髮叢、眼睫毛、面板的褶皺裡全都是油漆味。我們車間最有文化的工友說，這叫每個毛孔都冒著油漆的清香。

要說主任其實也沒什麼大傷，就是讓機子絞掉個指甲蓋。這種傷要是放我們身上頂多也就是給個輪休，可在主任那兒卻要住院。也許主任傷的是手，想檢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個車間大幾十號人，很快就紛紛擾擾地割裂成很多塊，倒兩班公交車去看他。

不過醫院比我們車間可好多了，清新涼爽，還有點小風，連護士走路帶起的裙角都散發著甘甜的蘇打水味。找到主任病房的時候，主任正跟一個漂亮的護士閒聊。見一個水果籃進去了，主任連忙躺下了，做出久病不愈的表情。主任顯然沒對水果籃有什麼特別的驚喜，因為床頭的櫃子上已經堆了小山一樣的禮品。我知道，我的割肉計劃失敗了。

站在主任床邊，我半生不熟地說著些問候，主任恍惚著要睡著了。還沒出醫院大門，我便在心裡盤算起五個硬幣的用法來，斟酌著怎麼使用才能儘量的最佳化。我喜歡吃拉麵，每次到市裡都要吃一碗蘭州拉麵，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習慣。蘭州拉麵三塊錢一碗，剩下兩塊錢正好夠坐車。這麼一算，回到廠裡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麵店在市裡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務態度卻極差。我叫了四聲服務員，才從裡間出來一個穿著黑黃的白大褂的壯小夥。我要了拉麵，那人懶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我急了，就是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個小時，之後就是白轉夜的二十四小時連班，讓他們這麼一耽誤，我別睡覺了。

拉麵終於上來了，我把起火的心思往回收。可第一口我就吃出了不對味，拉麵味道不純，絕對不是正宗的蘭州拉麵。可筷子一挑漂出個荷包蛋，把我的不快壓了下去。心滿意足之後，我抹了嘴剛要喊付賬，那壯小夥就極快地閃到桌前，禮貌地說，先生，一共四塊錢。我瞪了瞪眼，懷疑道，我從來沒吃過四塊錢的拉麵。那壯小夥有點不耐煩，邊收拾碗筷邊說：拉麵是三塊錢，裡面不是有個荷包蛋嘛。

我沒辦法多話，眼睜睜看著他從我手心裡一個一個捏走了四枚硬幣。剩最後一個硬幣了，我握在手裡晃悠半天，晃出一層汗珠來，硬幣就委屈地含淚瞅我。坐一班車後離廠裡還有十九站，走到天亮怕是也到不了。打的回去再給錢？那要多少錢啊，還不如殺了我呢。最後，我想出一個折中的主意，打電話叫工友接我，以前他們這樣幹過，划算一些。想定，我一扭頭就見到一個投幣電話機靜靜地在那杵著，像是在專門等我似的。

投了幣按了號碼，裡面靜了半天，才很不耐煩地傳出嘟嘟嘟嘟的聲音。完了，吃幣了。我突然間傻了一樣，覺得自己像是站在一個四面都是沼澤的荒島上，茫然無助。好半天，憤怒才回到身上，我毫無選擇地狠狠給了電話機一拳。行人的詫異和拳頭上鑽心的反作用力讓我不得不彎下腰以掩飾我的羞怯和痛楚。

叮啷啷。清脆的聲音超出了我的疼痛。我詫異地四顧了一下，大腦讓思維指揮眼睛從天空轉向了電話機。在出幣口那兒，堆了五枚硬幣。

沒錯，是五個，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五個硬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