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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會優於原有的管理。”
後來的許多短篇“報道”中，有這樣一些：“現在，人們從不快的經歷發現，好的決定容易作出，實行起來就不同了。儘管參事會昨天宣佈了莊嚴的命令，今天還是沒有一個人去教堂。情況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龐大身軀躺在床上時間太長，使得早飯還沒吃完，穿著修飾就已經來不及了。至少這是一個藉口。從我們偉大同胞的例子來看，指望用罰款來實行改革是徒勞無功的”。“我們聽說，從女王陛下離開克雷文街到今日，沒有人注意整理報紙，而這些報紙躺在每個房間的每處窗臺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後所放的地方。政府長期置於這樣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譯音，意為“大個子”。富蘭克林戲指自己。
最後是一篇對波莉管家業績的“恭維”：“婚姻訊息：我們的上一次婚姻後尚無一樁；死亡訊息：在後面的櫥子裡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不幸的老鼠；儲備：餅乾——極少，蕎麥麵和印第安粉都已壞了。茶葉——茶葉罐裡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殘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訊息毫不遲疑地就傳遍了，我們的第一女總管極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場，買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個的蘋果，並修補了兩處裂縫”。
克雷文街的這家人就是在這樣融洽和諧的氣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間，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這位科學家成了孩子的教父。從那以後，每當妻子那滿載小外孫軼事的信到了以後，富蘭克林喜悅之餘，也將這邊他的教子的趣聞回信告訴妻子，如那孩子的長牙、開始走路和開始說話等等。
波莉時常告訴他關於孩子的事情。當他外出遊歷時，就寫信。有一次，波莉寫信告訴他說，她母親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蘭克林回答說他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已習慣於挑戰，而且凡是我喜歡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樣喜歡他們”。
對於波莉和其他敬愛富蘭克林的倫敦年輕姑娘來說，富蘭克林一身兼為哲學家、父親和朋友。其中的一個，朱迪絲·奧斯古德，還曾引起人們的猜疑。朱迪絲住在金街，於1770年8月同富蘭克林的同事約翰·福克斯克羅夫特，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倫敦來。因此很自然富蘭克林見過她，而且富蘭克林在給福克斯克羅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稱她為“我的女兒”也並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懷疑的那樣是富蘭克林的另一個私生孩子。因為朱迪絲是英國人，1770年已達到結婚年齡，不可能是一個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國的人的女兒。朱迪絲只不過是富蘭克林稱之為女兒而她又願意被這樣稱呼的又一個年輕婦女。
1772年10月，波麗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斯蒂文森夫人們房子讓給了休森夫婦，自己和富蘭克林搬到同一條街上的另一幢屋子裡去。11月3日，富蘭克林在信中告訴兒子，“我幾乎已經在我的新住所裡安頓下來了，但是搬動和清理我的檔案和放置我的書和其他東西是一項令人厭煩的工作。看到自從來到英格蘭後，我的書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驚。來的時候我一本書都沒帶，而現在我有了一屋子的書，其中許多我是從德國、荷蘭和法國收集來的，主要包括日後可能對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識。”
1774年春，對富蘭克林來說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兩個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們的父親因在做手術時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給波莉了一個遺腹女兒。波莉在姨母死去後得到了一筆遺產。不久，美國爆發的革命將富蘭克林召回了美洲，後來他又去了法國，但富蘭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著友誼，無論是時間還是戰爭都沒有使他們之間變得疏遠。
在倫敦，作為一名熱愛家庭、喜愛孩子的男人，富蘭克林很少遇到在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訴妻子，在倫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聽他們的婚姻狀況，準有11個是單身漢，他們不結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國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銷使他們望而卻步。可是他終究結識了一個和自己一樣喜歡人口眾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這就是聖阿薩夫教區的主教喬納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鄉村宅邸在溫切斯特附近的特懷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職位時，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為富蘭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轉到反對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幾乎是唯一的支援北美洲殖民地的權利和英國不同政見者的權利的人。
1771年6月，富蘭克林在特懷福德住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