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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頓父子因漢密爾頓先生突然被重金聘用，下船回費城去了，正艙裡的紳士們便邀請富蘭克林和他的朋友搬進了正艙。
弗蘭奇上校下船去了。富蘭克林料想他已經把州長的信函送到船上了，便向船長要那些委託他面交的信，船長答應到達英國前讓他去拿出來。但是，在船已駛入英吉利海峽，航程即將結束時，富蘭克林從信袋中翻尋，卻找不到一封託他面交的信。他揀出六七封信，從筆跡看有可能是與他有關的信，因為其中有一封是寫給皇家印刷所的巴斯克特，另幾封是寫給文具商人的。
1724年12月24日，富蘭克林一行到達了倫敦，他先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一個文具商，把信交給了他。文具商拆信看過，卻憤憤地說道：“哼！這是列德斯頓寫來的，近來我發現他完全是個騙子，我已和他沒有來往，我也不收他的信。”
說著，他把信退給了富蘭克林。
得知此信並非吉斯所寫，富蘭克林惶惑了。他找到在船上同艙、也是新結識的年長的朋友托馬斯·德納姆先生，把事情的經過全都告訴了他。德納姆聽完後，斷定吉斯州長根本沒有替富蘭克林寫什麼信，而且他在倫敦也沒有信用可言，根本無法向人作任何推薦和擔保。至於那封列德斯頓的信，他們從它的內容中看出有一個陷害漢密爾頓先生的陰謀，吉斯和列德斯頓都牽涉其中，便決定要讓漢密爾頓先生知道這件事。隨後也來到倫敦的漢密爾頓先生以富蘭克林通知他此事為契機，成了富蘭克林的朋友。對於吉斯州長，儘管富蘭克林後來仍承認他在任期間政績卓著，不失為一位好州長，但對於他不負責任地欺騙一個毫無人生經驗的大孩子，一直感到十分憤慨。
為了維持生活和積攢回費城的旅費，富蘭克林聽從了德納姆先生的勸告，很快便在巴託羅繆巷的一家著名印刷所找到了工作，印刷所的老闆叫塞繆爾·帕爾默。在印刷所，富蘭克林被派為吳萊斯頓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在排字過程中，他發現吳萊斯頓的有些理論的論證並不充分，便寫了一篇短短的哲學論文《自由與貧困、快樂與痛苦論》來批評那些理論。這使得老闆帕爾默看出他是有才能的人而器重他，儘管不同意論文的內容。富蘭克林將自己寫的文章印了100份，散給了一些朋友，把其餘的付之一炬，因為“感到它可能有不良傾向”。可是有一份偶然地落入了外科醫生萊恩斯手中，因之兩人相識了。萊恩斯寫過一本《人類判斷的不謬性》。他介紹富蘭克林認識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伯納德·曼德維爾和彭伯頓博士。從此富蘭克林開始和英國的知識界人士交往。彭伯頓還曾答應找機會帶他去見伊薩克·牛頓爵士，但一直沒能做到。
富蘭克林還和漢斯·斯隆爵士——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長，牛頓去世後又繼任學會會長——做過一筆小小的交易：斯隆爵士知道他有一個火絨布（這種材料須用火洗滌）做的錢包後，便去拜訪他，邀他參觀他在布魯姆斯伯裡廣場家中的珍藏，並買下了他的錢包。富蘭克林1725年6月2日告訴斯隆爵士關於他手中的幾件古董的信，成為他留下的信件中最早的一封。
在此期間，富蘭克林結交了小不列顛住處隔壁的書商，並達成協議：富蘭克林出一筆不大的費用，便可借閱書商的任何書籍。富蘭克林用這種方法，充分利用了那書商所擁有的大量舊書。
在到了倫敦以後，富蘭克林才知道拉爾夫是由於對妻子的親戚不滿，才把妻子留給他們，自己離開，而不是像猜想的那樣，是為了到英國建立通訊聯絡，尋找代銷貨物以抽取佣金。到了倫敦以後，拉爾夫決定留下，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他和富蘭克林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顛，每週租金三先令六便士。拉爾夫的錢全部用來買了船票，這時已是囊中如洗，他在倫敦的親戚也無力幫助他。在富蘭克林找到工作之前，兩人只能靠富蘭克林從美洲帶出來的15個皮斯特爾①過活。初到倫敦這個歐洲大都會的兩個年輕人還不時同去劇場和其他娛樂場所，一道花光了那15個皮斯特爾和富蘭克林找到工作後的很大一部分工資。拉爾夫似乎已完全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拋在腦後。富蘭克林也淡忘了和黛博勒的海誓山盟。到了倫敦以後，他只給黛博勒寫過一封信，信中說自己短時間內恐怕回不去。事實上是富蘭克林由於有其他開支，一直攢不足返回美洲的旅費。後來，富蘭克林稱自己的負心是他“一生中另一重大錯誤”，“假如我能重度舊日生活，我願改正這一錯誤”。富蘭克林的傳記作者卡爾·馮·波倫還揣測，富蘭克林和下流女人交往，正是始於這一時期——
①西班牙貨幣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