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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量的辦法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曾在開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乃詔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以利漕運。接著開皇三年，楊堅又“以京師倉廩尚虛”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卲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楊堅企圖以治標之計解決關中糧食供應的嚴重困難。
但是，即使是這個治標之計，也同樣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由於進入關中的崤函古道艱險難行，古代的陸路運輸工具又非常落後，並且運費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糧食運進去，只能走相對更為便利的黃河，而三門峽是黃河漕運的必經路段。但是三門峽水流湍急，十分驚險，對於路過的船有著毀滅性的打擊。北魏的地理學家酈道元曾考察黃河，在《水經注》撰寫道：“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橫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為了儘可能地克服這一困難，楊堅於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倉者，免其征戍。”這裡的“砥柱之險”，就是三門天險；“達於常平”，即水運至陝州常平倉。能作到這一點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優待條件，鼓勵越過三門天險往關中運糧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們仍視三門天險為畏途。所以，自開皇四年起，便採取“自小平陸運至陝”，然後，“還從河水，入於渭川”而達於京師的辦法。其目的在於繞過三門天險這段水運。這自然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無法克服三門天險而採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這樣的運輸量是十分有限的。這一方面是由於陸運需要的車輛與人丁過多，費用過昂；另一方面，還由於陸運也同樣艱苦。因為自小平達於陝州的陸運，必需經過崗嶺起伏，深溝滿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絕澗，車不可方軌”。自古被稱為險道，為兵家行軍所忌之地。所以，楊堅雖然採取了自小平陸運以繞過三門天險的措施，仍然不能擴大漕運量，以致開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許關中貧民，“往關東就食”。到了開皇十四年，因為“關中大旱，人飢”，連作為皇帝楊堅本人也不能不率領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陽”，至於關中百姓，允許他們“就食”關東。在就食途中，“從官並準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其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小平陸運既然根本無法解決關中饑荒問題，到了開皇“十五年六月戊子”，楊堅又被迫恢復水運，而且“詔鑿底柱”。即沿著三門峽兩岸巖壁，鑿空架設人工棧道，以利於縴夫牽引，這自然更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從其效果來說，也沒有對漕運產生多大的影響。所以在楊廣登基前，關中一直處於一種糧食不足的狀態。
第四十三章 洛陽地利
糧食的缺乏使得作為大隋帝國的帝都長安一直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也使得大隋朝廷處於一種無奈的地步。缺糧尷尬的長安在那時已經不再適合作為日漸強大繁榮的大隋王朝帝都，因為這樣尷尬的長安將嚴重製約著大隋的強大。在做太子的時候，楊廣就清楚的看到了這個帝都的尷尬，但是年邁的父親楊堅已經沒有了那種魄力與決心去改變。作為一個追求聖王事業的楊廣他是不會讓一個小小的尷尬制約著他統治下的大隋未來的強大，所以在東宮的他就在謀劃著解決帝都的問題，而遷都洛陽就是解決這個帝都長安尷尬的一種方法，因為洛陽能夠比長安更好地解決作為帝都帶來的人口壓力。
洛陽地處伊、洛平原，那裡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農產品足以自給；何況還有河北的黎陽倉，糧食可以直運洛陽；楊堅時又修建了河陽倉，更儲備了大量糧食；開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這裡的運輸
還有洛陽的水路交通來說，東依黃河而達於海；北溯沁水而上可達懷州一帶；東南方面，早在漢平帝永平年間，王景治河汴，曾開鑿萇蕩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與泗、淮相連；洛陽周圍，又有伊、洛、躔、澗諸水，像蜘蛛網般地交織於洛陽北、南、東、三面。因此，在楊廣開通南北的大運河之前，洛陽的水路交通就已經很方便。至於陸路交通，由洛陽向北於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幷州，東北達於燕薊；由洛陽向南可以南下荊、襄；西南過武關而入漢中，東有陸路直達鄭、汴，故而楊廣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