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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命運，就是必然，是每一個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報償！
與皇冠的合作，張愛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濤對她極為尊重，多年後曾回憶道：
撇開寫作，她的生活非常單純，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選擇了孤獨，甚至享受這個孤獨，不以為苦。對於聲名、金錢，她也不看重。……和張愛玲接觸三十年，雖然從沒有見過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兩語，但持續性的交情卻令我覺得彌足珍貴……（《選擇寫作選擇孤獨》）
雖然有長期的合作關係，但平鑫濤與張愛玲卻從未見過面，都是以電話和書信往來。平日平鑫濤去信，都是透過張愛玲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代為接收，她去店裡購物時才能拿到。
再說《怨女》出版後，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時來運轉，塵封多年後，終於在1967年由英國凱塞爾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銷路還是不暢。
可嘆張愛玲奮鬥十餘年，想的就是打進英語文學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緣》，其實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為原作有一個“光明的尾巴”，出現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眾人嚮往解放區、參加東北建設等等極富“新中國文學”色彩的情節，在臺灣出版將會“有礙”，所以必須動手術。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孤島”中的恬然老婦（3）
在《半生緣》中，叔惠赴延安變成了去美國留學。至於眾人嚮往解放區、解放後的上海世態、赴東北參加建設等等情節，一概刪去，其他情節也相應做了改動。
這樣，原來類似“大團圓”的結局，就變為留有餘味的諸多遺憾。
對於這些改動，專家們贊彈不一。從藝術角度講，也許《半生緣》的結局更有力度，但改後的文字，失去了當初的時代印跡，總讓人覺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個“光明的尾巴”，拋開意識形態因素不講，它對前面大篇幅的悲劇起到的是一個緩釋作用；而現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氣氛就不免過於沉重。
臺灣讀者最初接觸這個文字，當然只能是《半生緣》，等到後來得知還有個《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覺受到強烈衝擊。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張愛玲，是以《秧歌》樹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讚美“光明”云云，簡直覺得張愛玲是“變節”了。
賴雅走後的一年多，張愛玲本人的生活也有變動。1969年，在加州伯克萊大學主持“中國研究中心”的陳世驤教授，給她發函，請她去擔任高階研究員。
這個職務，早先是夏濟安教授擔任的。1965年，夏濟安病逝在任上，年僅49歲。一個春秋正盛的人，就這麼走了，朋輩們內心都不免悲涼。張愛玲在給宋淇的信中，談到過她對此感到的哀傷。
她和夏濟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頭了。張愛玲的《五四遺事》，是1957年最初發表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的。夏濟安早年在臺灣教大學時，就是張迷，極力向弟子們推薦張愛玲的小說，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他們一干後生，之所以拜服張愛玲，就與這位導師有關。
接替夏濟安留下來的空缺的，就是夏在臺灣大學的弟子莊信正。到1969年7月，莊信正的任期滿了，他和夏志清便順理成章向陳世驤推薦了張愛玲。
說來陳世驤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會中，與張愛玲有過一面之緣。據夏志清說，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薦，陳世驤也會樂得聘用的。
莊信正一向自稱對張愛玲“執弟子禮”，這次更是跑前跑後，幫張愛玲辦完了填履歷表之類的手續。
張愛玲到這裡來，接受的工作任務，是研究當時的“*術語”，進行意義解析。她在解放後的上海待過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對一些新名詞的理解按理說不會有問題，做這個工作倒也合適。
可是，偏偏1970年前後，中國大陸推出的新術語、新口號非常之少，包括紅衛兵報紙在內。張愛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報告中講了些別的，後面附了兩頁名詞。這樣，就有可能顯得工作不夠賣力。為此，張愛玲多次寫信跟夏志清訴過苦。
在人際關係上，張愛玲照樣還是我行我素。她從不按時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黃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後，她就一個人在辦公室熬夜。
同事們難得見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麼，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