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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兩廣事件”發生，廣西的桂系第七軍發動兵諫，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蘭成受第七軍軍長廖磊之聘，兼辦《柳州日報》，在報紙上發表鼓吹兵諫的文章，開始嶄露“政論一支筆”的頭角，引起各方注意。
可是，“兩廣事件”旋即受挫，胡蘭成脫不了干係，被抓到桂林第四集團軍司令部，受軍法審判，監禁了一月有餘。後來因白崇禧惜才，才沒有再為難他，給了他500元，算是禮送出境。
沒想到，這次的文字賈禍，反而給他帶來更大的“上行空間”。當時，具有汪派背景的《中華日報》邀他為撰稿人，他便奔赴上海就職。不久，他有兩篇經濟文章被日本《大陸新報》譯載。這一來，引起汪系高度重視，遂將他擢升為《中華日報》的總主筆。
自此他成了汪系的干將，且日益扶搖直上，再回首鄉村“慘綠少年”的種種，則如同隔世。
滬戰爆發後，汪系將他調到香港的《南華日報》任總主筆，以筆名“流沙”撰寫社論，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賣國高論《戰難，和亦不易》。
不過，此時胡蘭成的名氣雖大，卻無任何政治實力，經濟收入也很可憐，月薪只有區區60元。
就在他彈鋏抱怨之時，機會又來了！
汪精衛這時，叛國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組織偽政府，有意延攬胡蘭成做他的“文膽”。他透過親汪的《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從中引線，派親信陳春圃帶了親筆字條給胡蘭成：“茲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銘向胡蘭成先生致意。”
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不久後來到香港，也想順便一見胡蘭成。經打聽，方知胡蘭成月薪微薄，生活艱難，且患有嚴重眼疾，無法面見“夫人”。陳璧君嚴厲斥責林柏生埋沒人才，親自將胡蘭成的月薪，由60元一下加到360元，還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費”。
對這些籠絡，胡蘭成心領神會，欣然受之。自此，正式上了汪記賊船。
這以後，汪精衛開始鼓吹“和平運動”，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蘭成的地位隨之急劇上升。《中華日報》專門成立了社論委員會，為汪偽宣傳定調。委員會主席是汪逆本人，總主筆是胡蘭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個個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聖、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等。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熱戀恰似飛蛾撲火（3）
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政務次長”、“行政院法制局局長”，還短暫地擔任過汪精衛的侍從秘書，可直接向汪本人進言。汪很賞識他，呼為“蘭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詢”。
其時，他儼然是汪精衛嫡系“公館派”中的棟樑，在汪政府中的位置，要遠遠高於著名“文膽”陳布雷在蔣介石那裡的分量。
他直把汪偽當做“新朝”，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紀70年代寫《今生今世》時，還津津樂道於“和平運動時位居第五”的榮耀。
他這一生，頗多荒謬。最為荒謬的，是他自己後來曾說，解放初一度化名留在大陸，還差一點經梁漱溟引介去見毛澤東。
到1980年代初，在*訪問美、日之後，他還在日本寫了一封致*的萬言書，縱論天下大勢、中西文明優劣和中國經濟問題，洋洋灑灑一大篇“之乎者也”——當然不會有人理睬他。
不過，當時胡蘭成在汪偽政府裡的好日子，並不持久。傀儡政府成立後，造輿論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加之胡一貫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漸漸地，也不討汪精衛的喜歡了，至1943年，實際上已被冷落。
他這個人，坐不得冷板凳，旋即透過日本使館的官員清水、池田篤紀，與日本軍界對戰爭前景不樂觀的少壯派頻繁接觸，又把他攻擊汪偽、預言日本必敗的文章翻譯成日文發表，引起了一些日本軍人的矚目。
此時，汪精衛因日軍在戰場上已漸露戰敗之象，與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間，見這些文章發表，也不知是什麼來頭，大為緊張。大概是怕日本人“換馬”吧，汪精衛一怒之下，將胡蘭成逮了起來。
胡蘭成入獄後，一度絕望，以為此番性命將不保。後來在日本軍人的強力干預下，方獲釋放。
他與張愛玲的相識，就在這之後不久。那時，他行動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裡休養。
順便提一句，遇見張愛玲的時候，胡蘭成是“已婚”狀態，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個教師。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個女人應英娣在身邊。英娣原是上海百樂門當紅歌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