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痛,在城市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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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農民不屬於這“人民”。文革結束了，普天同慶，萬眾歡騰。當年的知青們終於又堂皇的成了城裡人。當年的知青們憶苦思甜的機會來了。在鄉下的那幾年啊，那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沒有電燈，沒有肉吃，每天勞動，農民們無知而愚昧，還老想整你，一看見漂亮女知青就動念頭。他們說，很多人都相信了。

隔壁住著一個江蘇來杭州打工的人，55年出生，見證過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高中畢業後，還當過一段時間的生產隊長。但是他說：

我們怎麼會迫害知青呢？他們是城裡人嘛，什麼都不會幹，勞動的時候專挑輕鬆的給他們；全村的人都住草房，他們來了，我們趕緊給他們蓋了瓦房；怕他們想家，我們就千方百計給他們搞活動。什麼？我們強姦女知青？你以為他們都是仙女啊？何況他們有的就是縣城裡的。毛主席發過通知？我沒聽說過這事。我們對他們應該還算是不錯的。

說實話，我寧願相信鄰居的話，因為他是一個遠離“主流”記憶的個體記憶，是一個非典型文字。只可惜，他的聲音將永遠被埋沒在帝王將相的戰記和語錄裡。他們生活在一個“不是人過的”地方，但他們卻是人，而且，是遠比那些背叛記憶的人更真誠、可信的人。

1998年，洪水淹沒了中國，卻獨獨漏掉了我們黃土高原。我們黃土高原不在中國。當年我們家鄉的降雨量只有常年的20％，事實上是一滴雨都沒落下過。但是當年的公糧、購糧一分也沒少繳。我和同學一起坐火車跨過長江，無數的良田民舍只把頂漏在水面，其餘的部分全被壓在下面（後來我才知道，自由主義就是在這年浮出水面的，真是該感謝這場大水啊，讓我們有了如此精妙的理論）。朋友感嘆道：這邊的水太多，我們那邊的水太少，天哪，真是不開眼。毫無疑問，N年以後的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將會是國家領導人站在抗洪前線上的激昂講話和軍隊戰士們英勇的身軀，遙遠的西北的黃土高原上的乾旱不在歷史敘述的範圍之內。

寒假回家。家裡人告訴我，隔壁的鄰居一年來只買過一次油，大概是五斤。每次炒菜的時候只是用抹布在鍋裡擦一擦，至於口糧，則是玉米，因為小麥他們已經買不起了。另一家的四口人只有二畝地，兩口子天天在地裡弄，結果沒下雨，全白費了。實在沒辦法，他們兩口子出去打工了，兩個孩子放在他父母家混飯。我這才想起學校裡的景象，食堂的垃圾桶裡堆滿了米飯。也許，在他們眼裡，自己出了錢，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市場經濟嘛，出錢就是大爺，我出過了錢，這東西就是我的了，我愛怎麼著就怎麼著。至於小學念過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都是什麼年代的事了？

2000年的元旦，千禧之年，煙花紛繁，萬眾歡騰。我在一個餐廳裡，手拿抹布，走來走去；一個同學在城市的寒夜裡卷著棉衣，低著頭走。他父親進城，被汽車撞倒，汽車揚長而去，回家去住了幾個月的醫院。他從學校回家，一籌莫展。20世紀的最後一天，他去找有司，想“討個說法”，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和一句“我們要過年了，過了年你再來。”看著城市上空的煙花和遙遠的星穹，他只有走，不停的走，雖然他不知道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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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被背叛的記憶（4）

畢業後，他去內蒙工作，在北京轉車。站在六月的炎日下，他在電話裡說：我們小的時候都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可我發現北京根本不愛我。

他坐計程車，下車的時候，別人要200塊。他跟別人犟了幾句，一群人衝過來，拳頭和腳像雨點一樣落在他身上。

這個地方不屬於我們，他說。他走了，去了內蒙，一個遙遠的邊防小鎮。

“下去，下去！”

我在人堆裡擠來擠去，幾個胖女人把我夾在中間，寸步難移。背上一個大包，手裡一個大包。

我剛到杭州，在公交車上，車已經開了。

我把包放下來，擱到地板上，往前擠。兩個一臉茫然、衣衫襤褸的的女人站在車門口，因為他們根本就聽不懂那些人在說什麼。

穿著白色工作服的女售票員用力的推她們，大概是想把她們從門縫裡推下去。

怎麼回事？我問售票員。

她們不買票。

是真的嗎？我轉身去問她們。

她們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大概的意思是，她們不是不買票，是她們不知道坐公交車得自己投幣，她們沒有準備零錢。

我掏出兩個硬幣，塞進投幣箱，推開售票員，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