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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剛剛將行在遷到長沙，還來不及重溫帝王舊夢，就被一場空前猛烈的暴亂，衝擊得粉碎。
鐘相、楊么之亂，爆發！
這場暴動，因為南宋歷史軌跡的改變，比原先的時間稍稍晚了一些。只是，無論歷史的車輪如何偏移，總免不了將幾顆礙事的石子碾壓得四下蹦射——因為，這些“石子”早早就擋在路中央。
鼎州武陵人鐘相，“食菜事魔”（即摩尼教），自稱“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在當地素有人望，類似現代的某某功，聚集大量信眾與弟子。當是時，洞庭湖周圍各縣的廣大農民，自備乾糧，絡繹不絕地到武陵投拜“入法（入教）”，尊稱鐘相為“老爺”或“天大聖”（好像少了一個什麼字啊）。
早在一一二七年春，趙構在南京（商丘）號召各地軍兵“勤王”。鐘相曾組織義兵三百人，由其子鍾昂率領，趕赴南京，擁戴趙構反抗金兵的南侵。後建炎朝廷決策南逃，便又下令將各地前來“勤王”的義兵遣散，要他們“歸元來去處，各著生業”。
建炎君臣，以為此時的天下還是昔日的天下，軍民百姓，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真是太天真。民眾一旦聚集起來，意識到團結的力量。再要令其自行解散，可就沒那麼容易了。這一批批被勒令歸元的義民，最終成為南宋荊楚、嶺南一帶暴亂頻發、盜匪猖獗的根源，加速了南遷的南宋小朝廷的滅亡。建炎君臣，當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早已心懷異志的鐘相，並沒有按照朝廷的意旨解散回鄉的隊伍，而是繼續結集，結寨自保，並設定旗幟器甲，暗作起事的準備。
按照歷史的軌跡。鐘相是在一一三○年二月起事的——這不是偶然。而是當時江南的現狀所決定的。當是時，正值金軍大舉南侵，建炎君臣倉皇南渡之時。趙構浮海而遁，兀朮“搜山檢海”。金軍渡過長江。從兩浙一直殺入荊南。
金人鐵蹄。將江南踐踏蹂躪得不成樣子之後，帶著大批俘掠，志得意滿北歸。三月。於長江為韓世忠阻擊，拉開了黃天蕩大戰的序幕。
彼時荊南一帶，官軍遠遁，百姓流離，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鐘相正是選在這個南宋政權控制力最脆弱的時間段，發動起事。
以上是另一個時空中，鐘相起事的歷史背景，但在這個時空，出現了一個關鍵性的變化——黃天蕩之戰，因為狄烈的干預，提前了整整兩個月！大戰結果，異常輝煌。
黃天蕩之戰，震驚天下，宋、金兩國自不必說，一個欣喜若狂，一個如喪考妣。同時受到驚嚇的，還有遠在武陵的鐘相。當時的鐘相，完全鬧不明白天波師與朝廷是什麼關係，若輕舉妄動，如此強橫的一支水軍，倘若開進荊南，後果不堪設想，遂壓下起事之念。
狄烈也沒想到，自己插手黃天蕩之戰，無意中將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生生向後推了兩年。
時間到了一一三二年，南宋政權南遷。皇室遷移，朝廷搬家，糜費甚巨，這可不是動動嘴皮子或抬抬腿就點塵不驚妥妥辦好的事。再加上一年之內，連續三次向華國大量輸送給養，生生榨乾了南宋國庫，賦稅都收到了明後年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最重要的糧食產地之一，天府之國成都府，已經姓華不姓宋了……
這般財政赤字累積的惡果，便如當時南宋戶部奏疏所言“賦役絕少，米貴，升值二千而養蔡兵頗眾，軍糧屢竭，有五日才給糯米一斗，軍人妻子以自活。”“紹興二年乙卯六月，大荒，平鬥石谷價銀十一兩，石米價銀二十兩。”
糧餉不濟，軍隊頻生譁變，軍變為匪，匪無兵制，為禍更烈。最終導致荊南一帶“大飢，死流者眾。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
此時的荊南，已是民怨沸騰，但是充當營造採買使的黃潛善，又一次發揮了滿口胡柴的本性，接連上書，說是荊南形勢一片大好，言外之意，就是想搬家就快些上路吧。
於是，南宋遷徙大軍，浩浩蕩蕩從杭州向南進發，有走水路，有從陸路，更有自海路，各顯神通。
鐘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抓住機會，突然起事，襲擊過往遷移官商，剽掠甚巨。有兵、有錢、有糧之後，鐘相早已蠢蠢而動的野心急劇膨脹，僅僅一個月後，就迫不及待正式扯旗造反，建立國號大楚，自稱楚王，立長子鍾昂為太子，年號天載，建置將相官屬。
鐘相軍宣佈南宋的國法是“邪法”。焚燒官府、寺觀、廟宇和“豪右之家”，鎮壓官吏、僧侶、道士、巫醫、卜祝以及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奪取官僚地主的財產還給農民，稱為“均平”。鐘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