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自選集:一生的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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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臺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　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　S　（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幹乳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六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裡。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