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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村上春樹榮膺諾貝爾文學獎之際的賀詞（假想版）
哇，村上春樹斬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對一個自《且聽風吟》問世以來就成為其擁躉的老讀者來說，這委實令人欣喜無比。藉此機會，容我寫下幾句不吐不快的話以代替賀詞。它化作了一種疑問，那就是：為何大多數日本文藝評論家一直對村上春樹這種“世界文學”採取了漠視甚至否定的態度？
蓮實重彥①按理說應該代表了日本評論界的最高知性，而他卻在《昴》②上發表過“村上春樹的作品儼然是一種騙婚”的言辭，並得出了“別讀村上春樹”這一令人費解的結論。想來，對一名作家指名道姓，還赫然揚言“不要讀這個作家寫的書”，這種言論難道不是僭越了評論家的尺度嗎？至少為了證明自己批評的正確性，好歹也該加上一句：“甭管那麼多了，就權當做是上當受騙，自個兒去讀讀看吧，會發現絕對如我所言。”——或許這樣才算得上合情合理，不是嗎？
在去年（2005年）年底的《每日新聞》上，松浦壽輝也對《東京奇譚集》發起了一番不可思議的責難：
“語言中應該有一種根植於本土的羈絆，然而，在村上春樹的文章中卻嗅不到泥土和血液的氣息。那是一種恍如淫靡與甘美交織在一起的羈絆呢。可它們卻在村上那裡戛然斷裂了，讓人有點上當受騙的感覺。儘管的確寫得非常精妙，但所謂的文學便是這等之物嗎？”
奇怪的是，與蓮實評價村上文學的時候如出一轍，也使用了“上當受騙”這種字眼。而與松浦的這種言論相呼應，川村湊①舉出“印度的研究生們也認為村上的文章讀起來‘毫無異質感’”，以此作為村上文學的瑕疵。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這一點非但沒有成為文學的“世界性指標”，卻反倒被當做“本土性的缺失”而備受非難呢？對於文學而言，“根植於本土的羈絆”真的是生死攸關的先決條件嗎？
竊以為，村上文學之所以在世界各國都擁有讀者，是因為它超越了國境，講述著能夠觸動整個人類心絃的“根源性的故事”吧。
我認為，村上文學乃是一種“宇宙論”。為了保護所愛之人免受“用老虎鉗糟蹋貓爪的邪惡力量”（《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的傷害，守衛在“邊境線”上的“哨兵”付出了不為人知的綿薄努力。而描寫這種付出的綿薄努力不啻村上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
“哨兵”們的工作與在《舞！舞！舞！》中被稱之為“文化積雪清掃工”的工作頗為相似。誰都不願意幹這活兒，然而，倘若無人去做，必然會有人感到非常為難。因此，他們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這項工作，也並不奢望什麼特別的報酬和褒獎。正因為有人堅持不懈地進行著“清掃積雪”這一日常性的努力，才總算得以阻止了“超越常規的邪惡力量”的滲透。不管是政治的激情也好，詩歌的狂熱也好，抑或愛慾的迷醉也好，都不是“邪惡力量”的對立項，毋寧說倒常常是它的幫兇。將這種宇宙規模的神話與日常生活的細節融合得天衣無縫，這便是村上文學最大的魅力所在。能夠與世界上各個語種的讀者共同分享這種文學魅力，讓我深感喜悅。
注：本文是在2006年10月諾貝爾獎獲獎者名單揭曉的前幾天，受某報社之託所撰寫的“對村上春樹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所感”。我曾問過“等獲獎名單揭曉之後再寫不行嗎”，而對方的回答是，由於報紙版面的關係，無論如何都需要預先定稿。遂促成了這篇“假想版祝詞”的誕生。雖然最終未能採用，但我卻由衷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篇文章能夠原封不動地見諸報端。
美妙的故事會直接作用於身體
第一章 翻譯家村上春樹
第一節 美妙的故事會直接作用於身體
村上春樹所譯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以下簡稱《麥田》）出版了。原本打算到淳久堂①去買的，沒想到在西宮北口的站內小書店裡，已經堆滿了此書。真是好不厲害！
或許僅今天一天就已經售出了幾十萬冊吧。“首日銷售量”也該重新整理了白水社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吧。
村上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在即，這無疑是整個東京的讀者們翹首以待的，想必發行首日便能創下百萬部的紀錄吧。雖說日本社會在很久以前便被認為進入了脫離文字②的時代，可依然存在著大量“一旦需要，還是會閱讀文學作品”的潛在讀者。倘如沒能成功地發掘出這些潛在的讀者，那顯然應該歸咎於寫書者一方。
“都怪讀者是些傻瓜。”——還是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辯解吧。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