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久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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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開始了，又是一個半年的光陰飛轉。聽她說學校裡又來了一批各國的留學生，也走了一批，完成了成百上千次新陳代謝中的不起眼的一次。

久美子經過一年的時間，在學校裡交到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中國人，但大多數則是和她同一身份的外國留學生。久美子說只有像她這樣找了一箇中國人作男朋友的才會真正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內部，談及到中國人生活的深層，大部分的留學生還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不願出來。

我說這滿大街的各種各樣的中國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醜的俊的男的女的，有什麼不好接觸的！說到圈子也是你們這些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把自己故意包在裡面不出來，怨不得中國人。久美子白了我一眼，說你沒有在外國生活過，不懂，不是簡單的一句話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我追問她那你是喜歡像現在這樣投入一箇中國男人的懷抱，，還是願意回到原來的那個小圈子裡？

“唉……估計是回不去了，只好對付過了，誰叫我一不留神讓你拐跑了呢。”久美子用左手微微捂在額頭上，低垂著頭，嘴裡嘆道。

我最近有一個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久美子的心緒越來越放得開，不像初識時總是往內含著，即便是同樣的喜怒哀樂也宣洩得含蓄保守，不像中國人那樣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直直通通的不憋屈。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我所接觸到的日本人的一個共性，也是其民族特徵和文化。

久美子說過，在東京工作的那兩年裡，她的精神一直處於緊張和疲憊的狀態。日本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含蓄，儘可能地束縛住每一個單體的個性，讓日本人不善於也忌諱在公眾面前表達真實的情感，大家都是端著架子共同構建出一道道的隔離線，誰也不能任意打破這固有的界限，否則將無法在日本社會中生存。

而久美子正是由於生性受不了這種壓力和規矩太多的生活才決定來中國留學的。當時的她並沒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換一種生活節奏，換一片天空呼吸。我還記得久美子曾抱怨自己回國度假時，由於一段時間離開了嚴謹規矩的日本社會而放鬆了心裡的戒律，在中國生活中染上身的一些習俗自然不自然地流露了出來，有些地方聽得我哈哈大笑，原來在我們看來十分普通的事情，換了空間，換了國度，竟會產生如此不同反響的效果。

“爸爸瞪著眼睛死死地看著我，我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

久美子回國的第二天，全家人一齊外出吃晚飯，第一個故事就是發生在那家餐廳裡。落座後，店員將選單留在桌上，在久美子一家決定好要什麼之後會應召喚而來。經過一陣眾口難調之後，各自想吃的飯菜定了下來，久美子下意識地大喊了一句：“服務員！”

店裡頓時陷入一片寂靜，其他幾張桌子的客人一齊停下手中的筷子，一臉的茫然。而當事人的久美子也在喊完之後的第一時間便追悔莫及，看著桌子一角設定的專門用來招呼店員的按鈕窘得不行，桌子對面舉起茶杯端到半空的父親更是愕然地看著自己的女兒啞口無言，想必他從沒見過如此大大咧咧的女兒。

“我說你不會小心些啊，都回到日本了，你說你喊的哪門子的服務員哪！你跑日本得瑟什麼漢語，誰能聽懂啊。”

這件事還算沒有引起太大的風波，喊了也就喊了，反正其他的客人也聽不懂是啥意思。可是第二件逸事就上升了級別，關係到公眾安全的層面。

一日，久美子出門去見高中時期的幾個要好的同學。她走到一個人行橫道邊，準備過馬路；而由於恰好來了一個電話邊走邊講，所以她稀裡糊塗地沒有注意到對面亮的是紅燈，下意識地看看左右沒有車往來，就邁步向前走去。

其實那是一個車輛稀少的路口，此時路上並沒有車，不過幾個先到的路人都規矩地守在路邊等待訊號燈由紅變綠。可經久美子這麼一攪和，其餘的幾個人也站不住了，心想這女人怎麼走得如此大膽且肆無忌憚，莫非這訊號燈壞了？肯定是，要不然她怎敢如此放心大膽地。；所以那幾個人也被久美子帶動著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而已經走到一半的久美子此刻突然意識到：不對！這不是紅燈嘛，我怎麼走了！

這下子熱鬧了，久美子扭身便往回跑，急匆匆地趕回了起點；而那幾個人也暈暈乎乎地又連忙退了回來，不知所以然。恰巧此刻訊號燈由紅轉綠，可是所有人都面面相覷，誰也不邁步了，不知是該走，還是不該走。末了，一箇中年男子問了久美子一句話：

“請問，可以走嗎？”

我徹底笑翻了，大牙幾乎掉了，二牙在那裡搖曳著；對面的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