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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上的問題，王彥原本以為，他肅清海寇，大開粵海之後，市舶司的稅收會猛然增長，但結果卻是漲了一倍，達到每月十萬兩後，便不再往上增漲。這使得他想要依靠海貿獲取稅銀，來支援作戰的想法，頓時落空。
鄭氏一年可以掙下近千萬，而他粵地卻連鄭氏的兩成都不到，這讓王彥不能理解，直到前日幾名大粵商前來求見，他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原來是因為大明的版圖只剩西南數省與東南沿海一帶，經濟受到重創，許多地方都陷入戰火之中，像盛產瓷器的景德鎮，已經完全落入清廷之手，粵地於多貨物都斷了供應，自然沒用東西賣給西夷，賣給南洋諸國了。
王彥對此，全無辦法，只得派人前往桂林與丁魁楚溝通，讓粵商從桂地採購茶葉等物資，再轉手銷往南洋。
這日王彥回到府中，許嫣嫣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隨開口相問，在得知他為銀錢憂心後，不禁將他拉到後院。
王彥不知道她要做什麼，但還是跟了過去，待走進院內時，卻見幾名衛士正守著十個箱子。
這時許嫣嫣笑著讓衛士全部開啟，王彥便見滿滿十箱裝的都是銀子。
許嫣嫣看著王彥滿臉驚訝，隨向他解釋，原來她與李香君、蘇崑生，將《木蘭辭》編好之後，便在廣州城內演出，沒想到一下引起了轟動。
每日看戲者人山人海，李貞麗見此隨與許嫣嫣一合計，索性買下一棟酒樓，改成戲院，收取票錢，但即便如此每場依然火爆，甚至有看戲之人，在看得高興之時，直接往戲臺上丟碎銀、銀錠、金葉者也不在少數。
這一個月來，她們所獲頗封，與當年秦淮河畔有的一比，隨決定拿出一萬兩白銀，給王彥這個出主意之人。
第181章得銀錢將要北伐
王彥從戲院出來，心中不禁一陣感嘆，這與他在開平境內處理土客械鬥之時，簡直是兩個極端。
處於社會底層的鄉民，為了爭奪生活所需的一點土地和資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廣州城內計程車紳商賈，卻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為太祖皇帝的出身，對於商賈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經濟的破壞，使國朝沒有意識到商賈的作用，而在商稅上採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輕稅制。
這種情況，一直到萬曆年間，才有所改變，朝廷開始重新提高商稅比例，但國朝的稅賦中，農稅卻依然佔到七成五，而鹽稅佔一成，剩下的皇莊等亂七八糟的收入則佔半成，而商稅卻依然只佔不到一成。
偌大一個朝廷，幾乎全部靠著田賦來運轉，如此國朝的子民中，最為貧困的普通百姓，卻承擔了國家七成五以上的賦稅，而商賈與士大夫階層勾結之後，卻只承擔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稅賦，這與宋時商稅最高達朝廷稅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國朝士紳與商賈簡直富得流油。
戲院中，揮金如土計程車紳、商賈，讓王彥心生感嘆，他為北伐的經費苦惱不已之時，士紳、商賈的財富卻多到可以金銀投地，全不在乎。
此時王彥到沒什麼打擊士紳豪賈之意，相反他還認為士紳、豪賈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論》之中有“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之語。《黃書》中有言“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從小教導王彥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視損富濟貧為，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
對此，王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會無端打擊富戶，但如今國朝危在旦夕，士紳與商賈，卻要承擔他們因該擔起的責任。
此時王彥已經有了改革稅制的想法，但他卻也知道，推行行起來，必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
因為本朝官商勾結之厲害，可謂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稅，那全天下輿論，都會跳出來反對。什麼與民爭利，什麼橫徵暴斂，都會成為士紳抗稅的藉口。 萬曆年間，皇帝派遣內侍到東南征收絲綢布匹稅，結果也是徵到哪裡，哪裡便發生暴亂。
此時的天南，雖然沒有東林黨這種代表士紳商賈的利益的大勢力，但粵地商人與本地計程車紳大族，甚至官員之間，關係也是盤根錯節。
王彥思慮再三之後，決定先不觸動士紳與商賈的現有利益，並不改變稅率，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打擊偷稅漏稅之舉，並且將稅目逐漸完善起來。
當然這些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並非王彥一人能夠完成，也需要一個好的契機，才能不引起士紳和商賈的反彈。
王彥回到國公府，依然為銀錢而煩惱，許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