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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國本之爭，東林黨以“立長不立賢”，維護太祖法令之名，與神宗皇帝爭鬥十餘年，終於逼得神宗皇帝將心愛的老福王放到洛陽就藩，而立他不喜歡的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東林黨將老福王逼到洛陽，最後還被李自成所殺，與鹿肉同烹之，曰為福祿羹，與人分而食之。
洛陽被李闖攻破後，小福王朱由崧與嫡母鄒氏趁亂逃出，流落於外，生活無著，到處乞憐。
先帝殉國後，按照血源輪序，理當立小福王朱由崧為帝，然而東林之人卻擔心朱由崧登基後，清算東林黨人在神宗朝時，逼他父王朱常洵就藩洛陽之事。
東林黨人擔心福藩登基，有損他們的利益，盡然不顧他們在神宗朝堅持的“立長不立賢”，改為“立賢不立長”，欲用潞藩阻擋福王上位。
這時身為江南最高長官的史可法，本應當機立斷，按照血統輪序擁朱由崧為帝，但他卻優柔寡斷，在福、潞二藩之間猶豫不決。
在東林的影響下，史可法最後還是偏向於立潞，然而潞藩畢竟血統比之福藩差之太遠，為了能與福藩相抗，他又將遠在廣西的桂王拉入皇位的爭奪中，並寫下“七不可立”，欲徹底將福藩踢出對皇位爭奪。
福王被逼無奈，只得求助於軍閥，致使江北四鎮坐收定策之功，從此跋扈自雄，不聽朝廷號令。
弘光登位，被東林黨人視為自神宗朝以來，黨爭中最大的失敗。
一部分東林黨人因此走向極端，欲推到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隨後朝中先後爆發的大悲案，童妃案，偽太子案，都不乏東林黨人的身影。
三大案聯絡在一起，不難看出東林想以童妃案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的合法身份，再借偽太子案，推倒弘光，達到他們另立新君的目的。
東林與皇帝的矛盾幾乎不可調和，弘光為對抗東林，只得依靠馬士英，於是黨爭愈發激烈。皇帝與東林勢同水火，朝堂不得安寧，致使政務荒廢，政令不通，有心辦事的官員無不心灰意冷。
朝中局勢如此，不然陳子龍也不會辭官，而左懋第果如夏完淳之言，獨木難支，只有滿腔的無奈。
王彥不在朝中，不知其中齷齪，也不知黨爭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現在面對左懋第的無奈，王彥心裡一陣茫然，他趕來南京，正是希望能讓朝廷為清兵南下，早做應對之策，可現在看來，他來與不來，結果都是一樣。
朝局如此敗壞，讓王彥頓感一陣無力，可他卻依然不死心，“江山社稷，祖宗之基業，朝臣們不在乎，難道陛下也不在乎嗎？”
“對於防備清庭之策，陛下也曾招人商議，卻沒得到結果，最後只能不了了之。”左懋第沉聲道。
“這是為何？”王彥問道。
“朝廷歲入五百萬兩，三百萬兩予江北，一百多萬兩予武昌，府庫早已空空如野，江北四鎮跋扈自雄，無錢糧根本調他不動，又如何定下策略呢？”左懋第嘆道。
山河破碎，半壁淪喪，朝廷新立，物資和錢糧十分缺乏，但畢竟江南膏腴之地在手，王彥沒有想到，府庫會到無錢的地步。
“史公督師江北近一年，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無數，難道真的沒有應對之策？”陳子龍本就因為看透朝局，才辭官而去，現在聽左懋第之言，知道要想從朝堂上入手，十分艱難，轉而問王彥道。
“史公非救時之臣也！”王彥一想到徐州的那一幕，和他後來數柬史可法，史可法都不聽，便無奈的道。
陳子龍聽了，也就不在多問。
對於王彥對史可法的評價，左懋第與陳子龍都沒有表現出不快，相反他們也同王彥一樣，對史可法存在不小的怨氣。
談到此時，王彥也知道南京之行，恐怕要無功而發，他心裡不由得有些難受。
三人又商量片刻，卻依然沒有什麼好的對策，王彥與陳子龍便只得告辭離去，臨走時左懋第說，他願意在試一次，按著王彥之言，聯絡大臣一起上書皇帝。
不管事成與不成，他身為國之大臣，都要盡力去做。
離開左府，陳子龍便去串聯相熟的朝臣。
王彥一個人走在南京城繁華的街道，思緒卻是一片空白，他資質只是平庸，不然也不會十八歲時才考上生員，現在之所以表現的頗為不同，多是因為奇夢所致。
他在夢中得到了指示，所以比一般人能更快的看清天下大勢，可夢的指示畢竟有限，只是一些零散的畫面，對於挽救局勢，並沒有太多幫助。
他知道清軍要南下江南，可要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