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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入主中原。
崇禎末年，大明曆經兩百七十餘年的發展之後，各種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大地主靠捐個功名或者考個功名的方式來避稅，自耕農和小地主則將田地投獻給舉人進士，再加上皇室、勳貴、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奪，能為朝廷提供賦稅的自耕農就越來越少。
這時國家卻因為滿清的軍事壓力，不得不加稅，而在商稅與農稅之間，東林自然為江南說話，朝中西北的官員少，自然爭不過東林，使朝廷無法開源，只能再加徵農稅。
明朝的情況，就成了一邊是交稅的自耕農卻越來越少，另一邊稅賦越來越重，其結果就是僅存的自耕農也因為負擔越來越大，紛紛破產成為流民，從此陷入了惡性迴圈，乃至社會崩壞。
這是王彥從崇禎年間所總結的經驗教訓，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禮道：“陛下，眼下的情況，在加農稅，無疑重蹈覆轍，臣以為商稅改革勢在必行！”
王彥說完，新入閣的顧元鏡，便反對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來，商稅歷來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稅，只能是與民奪利，失去民心。”
王彥入之粵後，顧元鏡被邊'緣化，實權基本落入蘇觀生手中，本來已經失勢，但他在廣州保衛戰時，站在了擁唐派一邊，加之朝廷現象官員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閣掌權。
顧元鏡在廣東為官多年，與廣南商賈士紳有密切的聯絡，自然反對加稅之舉。
這近一個月來，王彥已經摸清了廣州成內商業的情報，聯絡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漸清晰起來。
江南士紳與東林黨的短視，結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躪，經濟民生凋敝，少交了十多年的稅，但最後不僅什麼便宜沒站到，反而家產被清兵搶了個精光。
開明的商賈和士紳對此肯定必須反思，從新尋找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王彥便準備乘虛而入，他雖然主張加稅，但本質卻是為了商業更為長久良性的發展。
在他的改革之下，開明的商人和士紳自然會集結到他的身後，但那些一心只顧自身利益，貪得無厭，不想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紳，也要被無情的剷除。
顧元鏡說完，王彥從官袍之中，拿出一本奏摺出來，呈給隆武帝道：“陛下，這是天地會密探抄錄的清廷江南總督逆賊洪承疇，寫給虜首多爾袞的一份建議平定天下的奏報，其中有一條，令臣大為恐懼，洪逆建議虜酋，削除大明宗室祿田，將大明宗藩的土地，賜給耕種之民，以此來收攏民心。此前北虜已有減輕賦稅，按著萬曆年間的標準來徵田稅的政令，現在又用土地來收買人心，陛下，諸位臣公，我朝再加田稅，才是人心喪盡啊～”
土地問題是明朝最大的問題之一，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也基本都是一次土地的再分配。
清廷入關之後，圈地、投充，奪取大量的明朝官田、民田是實足的暴政，但隨著清廷征服區域的擴大，以及大量漢人被屠殺，時間到了入關之後的第三年，困擾明朝的人多地少的問題，在清廷這邊卻變成了地多人少，土地問題立馬解決了。
隆武帝看著摺子，臉色一陣陰沉，大明的藩王佔了多少地他知道，清廷現在把藩王一殺，將土地給百姓耕種的話，那情況就真的不妙了。
這時隆武帝將奏摺交給左懋第，讓幾位大學士傳閱，然後說道：“洪逆為北虜獻的這條策略，真是用心險惡，農稅之事，就依王卿之言，絕不再加。卿家再說說關於商稅的變革之法，今天眾愛卿必須將大致方略，定下來。”
洪承疇給清廷的奏摺，讓隆武帝感到急迫起來，讓他感覺到時間拖的越久，他光復河山的希望，就會越加渺茫。
顧元鏡等反對加收商稅的官員見此，不再出言，而王彥則說道：“陛下，臣的改革策略，除了調整稅率，嚴查漏稅之外，還要鼓勵商業，首先就是要減少稅收種類，化繁為簡，其次裁撤關卡，防止官吏盤剝，使貨物便於流通，最後對於納稅較多的商人，應該給以地位上的獎勵，廢除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法令。”
《農政全書。卷四》謂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紗。”也就是說，商人穿絲綢衣服都是犯法的，只能穿布衣。
這條法律基本名存實亡，沒有人遵行，但王彥提出乃廢止，卻是給商人一個訊號，朝廷將要改變重農抑商的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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