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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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輕薄役，恢復民生，進一步改革稅制，加徵五德號的經營稅，大興文教，興辦文武書院，鼓勵生育，至共治二十年，戶部統計人口已達萬萬之數，國庫歲入白銀九千萬兩。

彼時國富民強，王彥亦日漸獨斷專行，於南京大建宮殿，又仿唐太宗之例，好費百萬，建造凌煙閣，選中興二十四位文武大臣入內，並開始大修運河，行事鋪張，漸與內閣失和。

二十一年，為對付內閣和東南士紳，王彥引何騰蛟為首輔，制衡閣臣，勳戚隨之做大，而南方商賈也受到了勳戚為代表的大地主的壓制。

二十五年，騰蛟受巨賄，為浙黨群起而攻，內閣與六部官員以辭官相脅迫，騰蛟隨被罷之，夏完淳出任首輔，開始推行有利於東南的政策。

同年底騰蛟薨，王夫之年老還鄉，勳戚失勢。

又五年，王彥病故於南京，薨前謂世子曰，“孤主國事三十載，縫縫補補，至有今日之盛世。孤薨之後，爾登監國位。孤有一事要交代，孤所立議事堂之制度，現已日漸完善，今後爾要行事，必然受議事堂和內閣牽制，文臣們必會令爾感到厭惡，但爾需切記，規矩以定，爾可扶持臣子相互制衡，卻萬不能不講規矩，以武力破壞規則，否則孤王一生心血毀於一旦，我王氏一族亦將死無葬身之地。”

王彥薨，封王文道就藩於南洋爪哇，王世子文鼎襲楚王爵，進位大明監國。

次年，閣臣與議事堂，欲將權力收歸內閣，東南官僚與勳戚地主衝突更甚，被東南壓制許久的勳戚，不願意完全交權，唆使王文鼎篡位。

時，王文鼎權力受到內閣所制，轉為尋求勳戚支援，勳戚黎平郡王何文生、國公馬進忠、劉武生等人發動兵變，於南京擁立王文鼎稱帝。

薊遼郡王高一功之子高世平，於北京逼迫共治帝禪位楚王，王文鼎於南京登基，改國號為夏，年號為開泰，追王彥為夏太祖。然而南京朝廷對於文鼎奪位，武將弄權卻十分不滿，大批文臣辭官歸鄉。

文鼎隨遷都城於洛陽，又廢除對五德號的徵稅和減徵勳戚田賦，轉而加徵東南商稅，併發兵攻打臺島，又出兵干預日本倒幕，引得勢力日漸強大的南方商賈不滿。

開泰五年，夏完淳等人於南京打起復明旗號，建立內閣和議事堂，發起倒王戰爭。

南京內閣，得到東南的新興資本商賈的支援，五忠軍內部亦發生分裂，戴之藩、李定國等站在南京一邊，同洛陽開戰，天下大亂。

時，各藩屬國也捲入混戰，明朝大量百姓外流，湧入南洋，美洲、新明州（澳大利亞）等地，躲避戰亂。

開泰九年，洛陽陷，王文鼎座殿**，悔恨不聽王彥之言。

公元1689年，明朝復國，共治帝朱琳源重登帝位，改元興明，並下令對王氏清算，掘開楚王墓，暴屍示眾，並逼死皇后王文香，欲殺王、何、高、劉等二十六家滿門。

此舉有引得楚派憤怒，加之朱琳源加強皇帝集權，打壓內閣和議事堂，資產階級內部的保皇派和繼承王彥思想的建制派分裂。

夏完淳由倒王，改為擁王，於廣州迎接就藩於南洋的漢王王文道歸明，王文道則認祖歸宗，重回衡陽王氏，以王彥庶長子的身份，用王彥當年讓共治帝所下皇帝不得干預朝政和兵事的聖旨為依據，發起複製戰爭。

公元1700年，在東南資本的支援下，王文道兵圍南京，朱琳源下詔退位。王文道立姐姐孝烈皇后王文香之子為大明皇帝，改元新明，文道襲楚王爵，就任監國。

同年，東南商賈與北方勳貴地主，大會於南京，尊王彥為聖相，並將之前的制度進行總結，修補原來的漏洞，制定了限制皇權，規定監國由內閣首輔就任，八載一換，中途亦可彈劾，以及議事堂立法等等規定的新律令。

至此，從1644年至1700年，整個天下經歷了56年的動盪，大明朝終於鳳凰磐涅，浴火重生，完成了整個國家的大變革，進化成為一個近代國家。

而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混亂中，中原大地有三四千萬的人口流向海外，各藩屬和總督區的人口急劇的增長，最終向獨立的國家演變。

同時期西方各國因為宗教等問題，人口也大量湧向美洲，同到此的明人衝突不斷。

呂宋國，朱以海聽到王彥以薨，不久之後也薨於呂宋，其子繼承呂宋王后，在倒王戰爭中，加入了倒王派，但隨後局勢逆轉，王文道發起複製戰爭，朱以海之子朱弘棟，被鄭成功之子鄭經趕下臺，鄭家獲得呂宋大權。

唐王則早於王彥薨逝，豫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