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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而言，以上生物學上的區別並不重要，它的重要性是由以下兩者所決定的：一，語義學層面：“龍蝦”（包括“澳洲龍蝦”或“伊勢龍蝦”）和“小龍蝦”之間在構詞（符號）上存在著高度的同質性——總而言之，兩者都是“龍蝦”，無論在詞義還是賣相上，最大的區別顯然只是體積的長短和大小。二，經濟學層面：“龍蝦”和“小龍蝦”在分別被煮熟之後，兩者的零售差價有天壤之別。這種差異，即使未曾在餐館花錢買吃過龍蝦及小龍蝦者，只要大致瞭解GIORGIO ARMANI和Armani Exchange在各自專賣店裡的售價者，基本上不難讀懂。是故，小龍蝦在飯店裡的名稱除了比較通俗的“麻小”之外，也可以讀成Lobster Jeans， Emporio Lobster或者 Lobster Exchange。也就是說，“小龍蝦”並不是“長得比較小的大龍蝦”和“大龍蝦”在價值上的區別其實並不等同於“小核桃”與“大核桃”或者“小餛飩”跟“小餛飩”，同樣道理，亦不可以長短或厚薄來區別一件Armani Exchange的外套與另一件GIORGIO ARMANI的襯衣。
鮑魚也是這樣。儘管吉品鮑、網鮑、禾麻鮑與鮮鮑或九孔鮑（包括急凍鮑，罐頭鮑）在中文裡皆統稱為“鮑魚”，儘管它們在生物學上的區別並不及“龍蝦”和“小龍蝦”那樣顯著，但是，它們價格以及烹飪、口感等其他方面的差異也有著天壤之別。價格昂貴、只有中國人才愛吃並且會做的那種鮑魚，通常產於日本的巖手縣、千葉縣和清森縣三地，此外，捕撈之後的後期製作技術，一般也只掌握在上述三地的少數專業人士手中（所謂“幹鮑”者更絕非把一頭剛從水裡撈上來的新鮮鮑魚隨隨便便扔在陽光普照的海灘上曬上它七七四十九天那么簡單，鮑魚後期製作的主要程式為：首先將鮮鮑去殼，再以鹽水浸泡，之後再經鹽水煮、炭火烘焙，焙至五成幹，日曬，至九成幹，禮成。天氣條件理想的話，完成全部的加工手續前後需時數月。雖然曬乾的鮑魚在體重上只剩下當時的十分之一，不過在華人市場上的價格卻飆升了至少十倍以上。再經名廚之手，就是天價了（奇怪的是，日本人自己習慣上卻並不嗜幹鮑）。
至於鮮鮑，不僅產地分佈較廣、美國、澳洲、南非以及中國大陸和臺灣海域均有出產，價格也是非常的大眾化，儘管幹鮑鮮鮑都叫做“鮑魚”。
龍蝦和小龍蝦，幹鮑與鮮鮑，GIORGIO ARMANI或Emporio ARMANI，從語義學到行銷策略以及消費心理，均體現出高度的同構：一，兩種產品共同合法並且尊重部份常識或習俗的情況下擁有同一主語；二，擁有同一主語的兩種產品在合法並且尊重另一部份常識或習俗的情況下擁有兩種差異很大的價格；三，在主線產品的符號和價格繼續存在並且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副線產品一旦擁有，擁有者普通感到很爽——“很多名牌的二線牌子價格低得驚人，每次翻開那些精緻的價籤，美妙感覺都如同初戀的來臨。”有女小資在網上這樣寫道。
這種如同初戀的美妙感覺還可以透過對以下產品的消費來獲得：小靈通（“一線牌子”是GSM或CDMA手機），洗腳（“一線牌子”是桑拿），以及被亢奮地假設了無數次的超限戰（“一線牌子”為電子戰，諸如此類，都屬於典型產品的非典型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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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批評家都愛對中國小資進行文字分析，頻繁出現在這些文字中的各種西方品牌——例如《上海寶貝》裡的CK內褲，《支離破碎》裡的杜蕾斯避孕套，等等——這一大堆名詞，最惹批評家生氣。據他們揭發，這些名詞做為西方時髦文化的符碼，構成了“後殖民時代的慾望書寫”的核心，“表徵了中文書寫相對於西方文字來說是一種次級的文字”，是“自我殖民化的結果”，也是跨國資本“文化同質化的陰謀或共謀的產物”。名可名，非常名。名詞，好在雙方都不缺。
羅蘭�巴特認為，名比實更令人激動。就文字分析而言，小資和他們的文字分析者其實都是“名牌/名詞”陰謀的受害者。儘管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個陰謀論者，但是我也經常受到頻繁出現在另一些文字中的“名牌/名詞”的迫害，在那些文字中，做為名詞的各種西方名牌並未散發出任何“後殖民慾望”氣息，也絲毫沒有小資或中產氣質，倒是令人絕望地嗅出了一陣陣陰謀的味道。
哈爾濱“寶馬案”一波未平，西安“寶馬案”一波又起。幾經波折，西安男青年###終於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