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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專賣署在他看來，不過是我和他妥協的一種讓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時候，有感於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禍害，特別市易法對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響後，我頻繁的和司馬光、文彥博等名臣交往，商討對策。文彥博對於市易法簡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沒有我的出現，在這時候，王安石已經開始組建特務組織鎮壓輿論了。
另外，在八月的時候，按歷史的正常發展，王安石將頒佈方田均稅法，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剛剛頒佈的保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國家的負擔轉嫁到了農民頭上，導致農民大量破產。而方田方田，根本沒有什麼可行性，十幾年也不會方清，只會給百姓更大的負擔。王安石正是透過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國內的民怨激發到頂點，並且成功的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從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李一俠替我不斷的來往舊黨名臣的府邸，討論拯救黎民蒼生的對策。在私下裡，他甚至曾經給我出過主意，要求設定陰謀來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舊黨毫無應付之良策，現在整個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這個時候如果不有所作為，毫無疑問會讓天下失望。
這個月內，我的家人信使不斷的往來地方與中央，收集資料。學院和太學的學生們也開始情緒激動起來，不少人開始抨擊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誹謗朝政”的罪名對付白水潭學院的謠言也不脛而走，我一點也不懷疑這個自負到變態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為敵而封閉白水潭學院。
我說服了司馬光等人放棄聯名上書的提議，而改由各個大臣分別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個朋黨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輕的皇帝對新法並無一定的政見，他倒是鄧小平理論的支持者，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因為舊臣們讓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給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而王安石的權位雖重，卻也完全倚重於皇帝的權威，他受到舊黨的攻擊、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責，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麼也沒有。
而我的出現，特別是我的表現，讓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個選擇。我也已經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對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擾得紛紛擾擾，國庫所添之數也有限，我只要幾個月，就有望讓國庫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讓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實施，朝野皆無反對之聲……如此等等，可以說，皇帝對我的信任還在王安石之上。畢竟我讓他看到了結果，王安石還在讓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見。幾天後，在接到數以百計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後，皇帝終於召見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動詢問我對新法的意見，特別免役法和市易法。
於是我把早已準備好的資料一一向皇帝例舉，指出免役法的實質，是王安石將原來敷年一次輪流之差役，變成年年應承擔之普遍差役制，藉以去除上戶之特殊負擔，並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戶徵收免役錢和助役錢，除一部分用於僱役以外，使得國家可以每年增加現金免役錢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攤派不同等級之差役，逼迫農民與助役戶按僱傭勞動特殊商品之市場價格，用貨幣贖回強迫自己提供的無償勞動力。而變法官員胥吏，就是透過將戶資產任意升級的辦法，以提高徵收無償勞動者的絕對勞動量的貨幣，又透過壓低僱募勞動者的支付額甚至到後來分文不給，來達到擴大國庫與地方府庫淨收入之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下戶農民成為普遍勞役法之勒索財富的物件，被逼得拆屋賣妻，家破人亡，而國庫、府庫及官吏私囊則充斥財富，以錢滿為患：市場上銀貴谷賤，農夫無隔宿之糧，更無再生產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質，就是搶劫貧民之口糧以充實國庫。這中間我例舉了大量的例子，並提供了粗略的統計資料，很誠懇的希望皇帝能夠廢除免役法，至少要進行改革。免役實施兩年來，已經害死太多的人了。
對於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與豪商勾結，使市場價格不能穩定，並且行商被徵重稅，更會讓商業破產。市易法最終損害的，是小商和下層百姓的利益。這又是一種向下層盤剝來充實國庫的劣法。同時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釋著國富與民富的關係。並且以鋼鐵事業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錢，則能買更多的鋼鐵製品，國庫就會有更多的收入；而反過來，更多的鋼鐵製品流入市場，就使得百姓們能更加容易的掙到錢，從而百姓就更有錢。他們又有能力買更多的東西，國家就又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稅收和利益……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性的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