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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區，由東至西，盤垣著銀、夏、綏、宥四州，往西則有靈州與靜州，再往西則是涼州，也就是西夏的西涼府。這數州之地，便宛若一條長蛇，盤踞於宋朝的西北邊境，護衛著西夏的都城興慶府。石越知道銀、夏、綏、宥、靜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業”，而如今綏州總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銀、夏、宥三州之中，時刻威脅著蛇首，特別是銀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區，則與蛇腹靈州、蛇尾涼州，形成一個三角形，一朝有事，奪下蘭州，不僅可以鞏固西線，切斷蛇腹與蛇尾的聯絡，還可以直接威脅靈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則宋朝與吐蕃便聯成一線，可以互相支援——王韶畢竟是知兵之人。
“參政請看——”智緣走到地圖之畔，手指銀、夏二州，道：“綏州屬銀、夏之衝，得綏州，則銀、夏不安。此處是橫山，羅兀城是橫山之要，若能兩險並據，則夏國國勢已危。種諤爭之，豈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綏德，不能救撫寧，患得患失，臨戰而怯，致使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成之業，付諸東流！種諤固有罪，然朝廷終於棄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無言，這不過幾年前的事情，雖然他並非決策之臣，但事事歷歷在目，自己當時也未必有此見識。
“參政可知夏國之兵乎？”智緣手指橫山，重重一劃，帶著幾分遺憾的語氣說道：“夏國雖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戰，人馬精強慣習戰鬥者，惟二百餘里橫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國每入寇，橫山兵必為前鋒。嘉佑八年，橫山部將輕泥懷側苦於諒詐虐用，率所屬歸附，請兵延州，約中國會兵靈夏，此天賜之機。昔日吐蕃衰絕、回紇亂亡，無不由此。本是夏國安危之機，然會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應，諒詐已然得訊，立時遣使安撫，天賜良機，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實為可惜！”
石越以前從未聽聞此事，不由愕然，不過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駕崩，英宗並非仁宗親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輕啟邊釁。縱有機會被白白浪廢，也是在所難免。
“故夏國並非無隙可乘，其國上則權臣當道，女主臨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則各部心懷怨恨，常有異心，百姓亦苦於賦斂，且兩國和市久絕，其國中必然匱乏，民不能無怨。光復河套之要，在於大宋能把握時機，善用將領。言臣紛紛，於防範權臣或有利，于軍機大事則常誤。行大事者，豈能順庸人之意哉？！”智緣說起來，依然是一臉不平。
石越凝視智緣，忽然揖首道：“越不才，願請教大師圖夏之策。”
“朝中王副樞使、郭侍郎，本朝名將，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參政何故問一老僧？”
“若機會已至，當問策於王、郭。然越以為，不能坐等良機天賜，沒有機會，便要設法制造機會！越所請教於大師者，是如何製造機會？”說罷，朝侍劍打了個眼色，侍劍立時斥退廳中所有家人。
智緣待眾人散盡，這才笑道：“貧僧有三策，可獻於參政……”
***
數日之後。
大宋尚書省非常低調地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其全稱為“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軍屯制置使司”，負責全面協調軍屯地點勘測工作，由尚書省與樞密院各派一人並同主持，尚書省方面的官員是工部尚書蘇轍，樞密院則是樞密院都承旨曾孝寬，二人一同擔任“四路軍屯制置使”。四路軍屯制置使司向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個規模可觀的調查團，調查各路州縣可以進行軍屯的地點、規模與周邊狀況，畫出地圖，撰寫報告，最後再由蘇轍與曾孝寬選定方案，交由尚書省決策。四路軍屯計劃悄然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工部工部司的官員也開始了有關修路的準備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強調下，蘇轍亦開始要求手下習慣於模糊的官員，遞交由石越親自擬定格式的調查報告，蘇轍的要求非常的簡單明瞭：如果報告中沒有足夠的資料，即以不勝任論處；若報告中發現兩處資料錯誤，即要求其主動引咎辭職。與石越的愈行愈近，不僅僅讓蘇轍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風也在影響著蘇轍，蘇轍深知修路與軍屯之成敗，關係到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溫和的形象，決意將官僚主義趕出工部。便在當日，蘇轍還做了一件相當大膽的事情——兩封蓋有蘇轍印鑑的信件從工部發出，分別送到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蘇轍主動請求兩家報社派遣記者前往穎昌至南陽進行調查。
但是這些，在當時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們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