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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神效（上帝幹了七天活，創造了人類和現實世界，而小說家幹第八天的活，創造上帝沒能創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還透露出了更多的讓人思考的資訊。
現實
在對《天意》的評點中，我曾談到，讓我感興趣的是，當代人為什麼會迷戀一種虛擬的歷史呢？一種解釋是，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歷史太長，而對它的詮釋又不滿意，因此總是試圖修改吧？在電視和電影中，產生了戲說一類東西。
但是，《新宋》更為核心的方面，似乎並不是對過去的歷史不滿意，而進行的重新解釋。當然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還是對“當下”的某些思考的對映吧？正是這種思考，在不少年輕作者寫作的幻想小說中卻處於缺位的狀況，使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來——它們有著華麗的包裝，卻沒有靈魂。
讀《新宋》時，我常常在想，為什麼作者沒有選擇他本人熟悉的西漢史？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有關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但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就有這麼嚴重麼？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萬字的小說麼？因此，我們不能不對宋史本身產生拷問。嚴復曾指出：“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則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超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總之，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國的一個關節點。甚至可以說，一旦我們改變了宋，就改變了整個中國歷史以及——中國的未來。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宋朝是親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來我們第一個“遭遇”的中國歷史朝代，或者說，這一代人對於整個中國歷史的感性認識，最初其實來源於“文革”後期的“批水滸“（《水滸全傳》的扉頁上還印有毛主席語錄。記得在上小學三四年級時，我已經能夠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將的綽號了）。隨後是沉湎於“說岳”的連環畫。小時候看到的，必然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這只是個人與歷史的一種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種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其實是當代思想與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這這樣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單為研究宋史，直接還原一個王安石變法的故事好了，用不著弄一個現代人來摻合。而作者也沒有選取另一種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俠元素，把它娛樂化，把它變成戲說。作者恐怕不能違背自己內心的命運呼喚。
那麼，為什麼選取熙寧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寧變法，據說甚至得到過革命導師列寧的高度評價。而此事至今沒有定論，熙寧變法成為了宋史乃至中國歷史裡一個最具誘惑力的歷久彌新的大題目。我想，它對歷史系學生產生的誘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誕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寫的了。是歷史決定了現實，是時代決定了小說。而這個時代當然不是指的宋代。
現在我們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改變中國的積弱積貧。很湊巧的，這也是中國近代以降的主題。我注意到，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大部分幻想小說的主題，都是圍繞這個展開的，也就是探討怎麼才能使中國強大。1905年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新法螺先生譚》的結尾，寫了主人公在上海辦了十萬人的大學，讓中國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這與《新宋》中的白水潭書院簡直是同出一轍。而這與西方的娛樂和冒險主題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討過這個問題，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說引進中國的，都是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如魯迅、茅盾等人。生長於改革開放轉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掙脫這樣的情結，真正“輕鬆”下來吧。《新宋》必然產生於此時代。對於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夢魘般死死地纏繞著這幾代中國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災難，許多知識分子就一邊批判著歷史，一邊沉湎於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的未來幻想之中。石越是他們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們的理想寄託。
那麼，《新宋》是怎麼解決宋代的改革開放的艱難命題的呢？石越與現今的人一樣，選取了漸進式改革的方式。這應該是作者的政治立場了。這讓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要創造一個天堂般的“新宋”，這是情勢所必然。至於他是否有著自覺的歷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著要使中國避免幾個世紀後的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