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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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的石越從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處是，皇帝為了獎勵他或者說安慰他，他又升官了。石越現在有一串長長的官名：“賜紫金魚袋、禮部郎中、直秘閣、朝請大夫、檢正中書三房公事、騎都尉”——他的本官與散階，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榮。但實際上除了工資高一點之外，完全沒有實際作用。宋代本官經常不任職，因此禮部郎中對於石越來說，不過掛個名罷了。

而也就在石越在中書省試圖說服王安石與諸位宰相接受他的鋼鐵業公司化的主張之時，遠在西北的王韶開始了他一連串的勝利。

面對著王韶駐紮在渭源堡的大軍，羌人部落各自倚險自守，不敢出戰，企圖拖跨宋軍。王韶率軍從抹邦山，過竹牛嶺，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場大勝。其後又在竹牛嶺虛張聲勢，讓羌人以為自己還在竹牛嶺，王韶卻親率大軍，偷偷抵達武勝，半路邀擊羌人援軍，大敗羌人。王韶遂在武勝建城堡而守，然後自己趁勝攻擊，在鞏令城大敗羌族瑪爾戩，招降其部落兩萬餘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鋒所向，羌族無不戰懍。瑪爾戩惶惶不可終日，覆亡只是時間問題。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在湖南開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鎮，把雪峰山脈大梅山上的數萬苗族納入朝廷的管制當中。

得到王安石支援的軍事行動接連取得大捷的訊息，很快就傳回京師，《新義報》、《汴京新聞》對這些勝利的歌頌，讓王安石在京師百姓中的形象也變得高大起來。大宋的子民們，太渴望一場勝利來鼓舞他們計程車氣民心了。所以無論是實際上為新黨所控制的《新義報》，還是標榜著“中立”的《汴京新聞》，都沒有吝嗇自己的讚美之辭。相比之下，石越鋼鐵新技術的成就，在當時的人們眼裡，簡直就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時時提醒著開封的市民們新法有多少弊端——現在連上街賣水果，都要交一筆所謂的“免行錢”了！

（《汴京新聞》對此進行過猛烈的抨擊，結果被三個狀元公引入歧途——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結果不分勝負，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餬口的小商販們的“免行錢”照交不誤——直接的結果就是東京城的物價再次上揚。）

相比《新義報》與《汴京新聞》高調讚美王韶的勝利，《西京評論》就要酸溜溜得多，他們居然在這個時候不識好歹對在武勝築城等事宜要花掉多少錢表示了質疑，暗示著王將軍用錢用得太多！他們的口吻和樞密使文彥博大人簡直一模一樣。結果《西京評論》當天在汴京的銷量跌了三成，而文彥博大人則被王安石駁了個狗血淋頭，連皇帝在心裡也怪他多事。

被石越稱為“往壞裡說叫不太識得好歹，往好裡說叫有風骨”的文彥博，的確也沒有讓石越“失望”，眼見著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敵一日一日得勢，除了經過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別的新法他一樣比一樣看不順眼，而軍器監案明明是個糊塗案還就是破不了……文彥博已經一日也不想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趕出朝廷的覺悟的他更加無所忌憚，愈發堅定的攻擊市易法與保馬法起來。

在石越幾次和皇帝談論朝政時，他已經明顯的感覺到趙頊對文彥博有了不耐煩的情緒。當他隱晦的告訴馮京，希望馮京勸一勸這位文大人注意一下策略之時，馮京搖了搖頭苦笑道：“沒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的時候，御史張商英的一次彈劾，最終導致了文彥博的提前罷官。張商英彈劾樞密院諸使包庇親戚、縱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條罪名，直接導致三個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同時請辭。趙頊沒有辦法，只好把張商英罷了，這個才到京師沒幾個月的御史，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被“貶”去兩浙路監稅了。皇帝無論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樞密院突然間沒有樞密使了。

但是這件事使得趙頊對文彥博的印象惡劣起來——大宋皇帝在用人的時候，最愛講究平衡之術，趙頊用王安石為相，卻故意把政見不合，曾經三元及第，又是富弼女婿的馮京放在中書，同時樞密院文彥博和吳充，都與王安石不和，這就是明裡暗裡的防了這個表面上大權在手的宰相一手。所以趙頊其實並不希望文彥博去職的，因為無論是樞密副使吳充還是參知政事馮京，在聲望上都不足以與王安石相提並論。

但是文彥博一再“不可理喻”的挑戰新法的行為，終於讓趙頊很不耐煩。而王韶的勝利也給皇帝吃了一顆定心丸，現在已經不是那麼需要文彥博在樞密院主持大局了。張商英去兩浙路沒有多久，文彥博罷樞密使，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陽河。同時，吳充為樞密使。

第一卷《十字》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