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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亞啦。”
他說，除了莎士比亞外都沒聽說過。其實我也半斤八兩，只記得課程介紹上這樣寫的。
“不管怎麼說，你是喜歡的嘍？”
“也不是特別喜歡。”我說。
我這回答使他困惑起來。一困惑，口吃便更厲害了。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對不起人的事。
“學什麼都無所謂，對我來說。”我解釋道，“民族學也罷，東洋史也罷，什麼都行。連看中這戲劇，也純屬偶然，如此而已。”這番解釋，自然還是沒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臉色，“我、我嘛，因為喜歡地、地、地圖，才學地、地、地圖的。為了這個，我才讓家裡寄、寄錢，特意來東京上大學。你卻不是這樣……”
他講的自然是正論，我不便再解釋了。隨後我們用火柴桿抽籤，決定上下床。結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總是白襯衫黑褲子和藍毛衣。光頭，高個兒，顴骨稜角分明。去學校時，時常一身學生服。皮鞋和書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儼然一個右翼學生。也正因如此，周圍人才叫他是“敢死隊”。但說實話，他對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過是嫌選購西裝麻煩罷了。他所留心的僅限於海岸線的變化和新鐵路隧道的竣工之類。每當接觸這方面的話題，他便結結巴巴地一講一兩個小時，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著才住嘴。
清晨6點，他隨著足可代替鬧《君之代》歌聲起床。看來那故弄玄虛的升國旗儀式也並非毫無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臉間洗漱，洗臉時間驚人地長，我真懷疑他是不是把滿口牙一顆顆拔下來刷洗一遍。返回房間後，便“噼噼啪啪”地抖動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皺紋後，放在暖氣片上烘乾，並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擱物架。隨後，擰開收音機做廣播體操。
我晚間看書看得很晚，一覺睡到早上8點多鐘。所以即便他起來弄得簌簌作響。甚至開啟收音機作廣播體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覺。可是，惟獨到了廣播體操那跳躍動作部分，卻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為他跳躍之時——也確實跳得相當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顫抖。頭三天，我都忍了。聽人說集體生活是需要某種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認識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對不起，廣播體操在樓頂什麼地方做好麼？”我開門見山，“你那麼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點半了呀！”他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
“那我知道，不久6點半了嗎？6點半對我是睡眠時間。原因不好解釋，反正就這習慣。”
“那怎麼成！在樓頂做，三樓就有意見了。這是因為下面房間是貯藏室，誰都不會說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裡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機不是電晶體的。沒、沒電源不能用，沒音樂我又做不了操。”
的確，他的收音機相當原始，是交流電源式的。而我那個倒是電晶體，可又是音樂專用，只能收立體聲短波。罷了罷了，我想。
“讓你一步，”我說，“做體操可以，只是把跳躍動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這回總可以了吧？”
“跳、跳躍？”他滿臉驚異，反問道，“跳躍是什麼，跳躍？”
“跳躍就是跳躍。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沒那回事啊！”
我開始頭痛，沒心思再和他羅嗦下去。但轉而一想，既然話已出口就該說清楚才是。於是，我一邊哼著廣播協會那段“廣播體操第一”的曲子，一邊在地上實際蹦跳一番。
“看見沒有，就這個，怎麼能沒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沒、沒注意。”
“所以我說，”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勝吞氣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讓我睡個安穩覺，行嗎？”
“不行不行。”他說得倒也乾脆，“怎麼好漏掉一節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過來的。一旦開了頭，就、就下意識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節，就、就、就全部做不出來了。”
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能說出什麼呢？最有效的莫過於把他那個活氣死人的收音機稱他不在從視窗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說，那一來肯定像開啟地獄之門似的捅出一場騷亂。因為敢死隊這小子拿自己的東西極其注意。我啞口無言，在床邊茫然坐著。這當兒，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邊君，你也一塊兒起來不久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