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棲特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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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重農抑商”，基本上都是每一個在歷史長河中停留過稍長一段時間的朝代的一項基本國策。

而這樣的朝代，都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孔孟之道當家的各個朝代。

這個國策，可以看出孔孟之道的僵化古板，不知道變更，也不知道辯證地看問題，也就是其它各業對農業的促進。

作為立國之本，沒有農業當然不行，因為農業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是給本國居民保命的糧食。

而商業呢，是在糧食有餘的時候，才互通有無的！

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家庭，那些商業交流的東西可有可無，而那些糧食沒有的話，不出十天就會餓死。

而一遇到天災**，一旦糧食歉收，就會大量的餓死人，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因此歷代統治者重農也是有道理的。

沒有道理的是他們在孔孟之道僵化理念指導下把商業和農業對立。

眼界狹窄之處，就是把商業和農業二者本來相輔相成的行業直接對立起來。

那些實際上不懂生產的儒家知識分子想當然的認為，只要把用在商業上的時間和金錢用在農業上，就可以成正比地增加農業的產出，就可以解決農業的問題。

其實不然。

只顧農業，往往農業效益就會越來越差，有時甚至增加投入反而會減少產出。

同時，如果沒有商業的幫助，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也會成為不可能。

比如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並不是任意調換一下種植地域，就有同樣的產量的，甚至根本就不能生產。

這種地域之間的分工，必須商業做中間的媒介，才能順利開展。

同時這種低於分工，也是社會分工的基礎；如果連地域分工都沒有，其它社會分工就更談不上了。

而沒有社會分工，也就沒有科技進步，因為每一個生產基礎單位都是抱殘守缺，不求進取，保住自己現有的哪一點成就就滿足。

而每一項進入新領域的社會分工，都會被看成是減少糧食生產的冒險，從而也就會威脅到人們能吃到的糧食，無論是總量還是一個家庭的具體數量。

還有就是那些參與新分工的人，因為不再從事糧食生產，也有沒有飯吃直接餓死的危險，因而讓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對新興的行業位置如蛇蠍。

非但如此，人們的輿論壓力，也讓在意這些議論的人不堪重壓。

什麼標新立異、不務正業、好高騖遠、輕浮淫逸這樣的標籤，動不動就給這樣的人貼上。

而那些本來就是農家出身的人，一旦這樣的標籤上身，一輩子就和持重老誠這樣的品質永別了。

而忠厚老實的品質是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說，一旦一個人從事工業商業有關的事情，那麼就和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這樣的唯一光明大道絕緣。

除了這樣的被正統社會所排斥，還有其它惡劣後果。

比如，那些盜賊知道工商業者一般有錢，最喜歡打劫這樣的人家。

還有一旦遇到軍國急需，這樣的工商大戶首先就會被當作出血的物件，讓他們輸捐，甚至傾家蕩產報國救難。

與此同時，當這些工商業者遇到災禍的時候，那些國家機器的保護良善的職能，則不會對他們一視同仁地救援，更別說優先照顧了。

士農工商四業，誰讓你排在最後？

無商不奸、為富不仁，這些都是他們永遠摘不掉的帽子。

到了滿清朝代，世情一遍，這個矛盾更加複雜。

因為涉及到中外通商，門戶開放的問題。

問題的實質，也成了到底怎樣對待外來的那股勢力。

實際上還是一個悠久的歷史的問題，是否堅持重農輕商、如何重農輕商的問題。

因此，以曾國藩為主的開明思想家就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

這個主張至少反對了兩種極端的主張。

一個主張是完全的門戶開放，照搬西方那一套，放棄中華上國悠久的國策。

另一個主張就是徹底的閉關鎖國，把所有西洋的東西完全擯與國門之外。

由此可見，這個看起來是學術流派之爭，基本上是國體之爭、是政治制度之爭、是總體經濟框架之爭。

這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表面上比較公允比較中庸，也確實是當時唯一合適的主張，但是它的本質依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