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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所犯的罪行來說，判決比所能期待的還要寬大，而且也許這正是因為犯人不僅不想為自己辯護，反而甚至似乎想誇大自己罪行的緣故。這一案件的所有奇怪和特殊的情況都被考慮到了。犯人犯罪時的病態心理和貧困境況都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沒有動用搶劫來的財物，被認為，一部分是由於他萌發了悔悟之念，一部分是由於犯罪的時候，他的精神不完全正常。無意中殺死莉扎薇塔，這一情況甚至成為一個例證，使如下的假設更為可信：一個人殺了兩個人，而同時卻忘記了，房門還在開著！最後還有，正當一個精神沮喪的狂熱信徒（尼古拉）自稱有罪，以虛假的供詞把案情弄得異常混亂的時候，此外，對真正的罪犯不僅沒有掌握確鑿的罪證，而且甚至幾乎沒有產生懷疑（波爾菲裡·彼特羅維奇完全信守了自己的諾言），正是在這個時候，犯人前來自首了。這一切最終促使對被告從輕判刑。
此外，完全意料不到地又出現了另外一些對被告十分有利的情況。以前的大學生拉祖米欣不知從哪裡找到了這樣一些材料，而且提出證據：犯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大學裡讀書的時候，曾經用自己僅有的一點兒錢幫助一個害肺病的窮苦同學，維持他的生活幾乎長達半年之久。那個同學死後，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去照顧亡友（他幾乎從十三歲起就靠自己的勞動贍養自己的父親）仍然活著的、年邁體弱的父親，最後還讓這位老人住進了醫院，老人死後，又為他安葬。所有這些材料對決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命運起了某些有利的作用。拉斯科利尼科夫以前的女房東，他已經病故的未婚妻的母親，寡婦扎爾尼岑娜也作證說，他們還住在五角場附近另一幢房子裡的時候，有一次夜裡失火，拉斯科利尼科夫從一套已經著火的房子裡救出了兩個小孩子，因為救人，他自己被火燒傷了。對這一事實作了詳細調查，許多證人都完全證實了這一情況。總之，結果是，考慮到犯人是投案自首以及某些可以減刑的情況，犯人被判服第二類苦役，刑期只有八年。
還在審訊一開始的時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親就病了。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認為，可以在開庭期間讓她離開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個沿鐵路線、離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這樣可以經常留心審訊的情況，同時又能儘可能經常與阿芙多季婭·羅曼諾芙娜見面。普莉赫裡婭·亞歷山德羅芙娜的病是一種奇怪的精神病，同時還有類似精神錯亂的某種跡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錯亂，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婭最後一次見到哥哥，回來以後，發覺母親已經完全病倒了，她在發燒，在說胡話。就在這天晚上，她和拉祖米欣商量好，母親問起哥哥來，他們該怎樣回答，甚至和他一起為母親編造了一套謊話，說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受私人委託，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到俄國邊疆去辦一件事情去了，這項任務最終將會使他獲得金錢和聲譽。但是使他們深感驚訝的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普莉赫裡婭·亞歷山德羅芙娜都從未問起過這方面的事。恰恰相反，原來對於兒子突然遠行，她自己早已有自己的解釋；她流著淚述說，他是怎樣來和她告別的；同時她還暗示，只有她一個人知道許多非常重要的秘密，暗示羅佳有許多很有勢力的敵人，因此他甚至必須躲藏起來。至於說到他的前途，她也認為，只要敵視他的某些情況消失了，那麼他的前途無疑將是光明的；她讓拉祖米欣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兒子甚至會成為國家的棟樑，他的那篇文章和他傑出的文學天才就是明顯的證據。她在不斷地看那篇文章，有時甚至念出聲來，幾乎連睡覺的時候也拿著那篇文章，可是羅佳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她卻幾乎從來也不問起，儘管看得出來，當著她的面，大家都避而不談這個問題，——而單單是這一點，就足以引起她的懷疑了。普莉赫裡婭·亞歷山德羅芙娜對某些問題始終保持緘默，這一奇怪的現象終於使他們感到擔心了。譬如說吧，她甚至從不抱怨他不來信，而從前，住在故鄉縣城裡的時候，她唯一的精神寄託，就是希望和盼望著快點兒接到心愛的羅佳的信。現在她不再等信，這實在是太無法解釋了，因此使杜尼婭十分擔憂；她心裡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大概母親是預感到兒子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所以她不敢問，以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無論如何，杜尼婭已經清清楚楚看出，普莉赫裡婭·亞歷山德羅芙娜精神不大正常。
不過有兩次她自己把話題轉到了羅佳身上，以致回答她的時候，不可能不提到羅佳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迫不得已的回答當然不能使她滿意，而且讓她感到懷疑，這時她就突然變得非常傷心，憂愁，沉默寡言，這樣一直持續很長時間。杜尼婭終於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