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智慧

第44部分 (第3/4頁)

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個抄書的人抄得特別勤，抄一部給人一部，後來人們就把抄寫《紅樓夢》的這個人叫“抄寫勤”，“曹雪芹”是這麼來的。這已經是笑話了。其實，這說明學者們也常是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根據很多的、零散的、支離破碎的資料，來推斷荷馬史詩是多人寫的。當然也有認定《荷馬史詩》是一人寫的。這兩個截然對立的學術派別，雙方各執一詞，且都認為證據確鑿在握。現在也還是這樣。帕裡和洛德提出了一個觀念：荷馬史詩是經過歷代的歌手不斷地傳唱，不斷地新增，而且在傳唱過程當中又反覆地使用那個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詞，這個沒有變。

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10）

這很像我們遠古的神話。今天看中國遠古神話，透過什麼來了解呢？有一些得透過司馬遷的《史記》。對吧？司馬遷的《史記》在記載黃帝蚩尤大戰的時候，史料從何而來？從上輩、上上輩，一代一代地，透過各種各樣的傳唱流傳下來，也有民間的記錄記載，民間的歌手在傳唱時可能新增進了自己的想象。但傳唱的過程當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詞在保留著。這個沒有變，一代一代都沒有變。等到了後來，由寫定者將這些寫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遠古神話，跟《荷馬史詩》在這個層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史記》也是一部《荷馬史詩》，《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馬史詩》，它都有著那種文學的歷史真實。而我們從文學的歷史真實當中所獲得的那種歷史感，有時甚至可能超過了真的歷史事件所給予我們的那種觸動。因為我們往往沒有機會，或者說並不願意，沒有那個習慣，去探尋真的歷史事件它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等等。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獲得的。

事實上，很多寫得好的史書是以文的角度來寫的。美國的華人學者唐德剛，是最早搞口述史的華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張學良等口述自傳。他講到口述史，講到歷史書寫的時候，曾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寫回憶錄時，描述他曾經跟希特勒差一點兒會面。因為在會面之前丘吉爾的某些言論讓希特勒不高興，會見取消了。丘吉爾怎麼說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說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從此就失去了見到我的機會”。唐德剛用這個例子來說，歷史要寫得活生生，要寫得讓人愛讀、好看。如果史家來寫，某年某月某日，丘吉爾計劃跟希特勒會面，後因某某事，約會取消。這是歷史的記載吧？如果我們查歷史檔案，或許有這樣的記載。它是沒有錯，是確鑿無誤的，記錄了某個歷史的真實瞬間。但這樣的歷史好看嗎？我們不愛讀啊！丘吉爾的這樣一句很幽默的話，把丘吉爾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對於希特勒的某種看法——我替你遺憾，你再也見不著我啦——活畫了出來。

唐德剛是要用這個來說明，歷史都是由後人書寫的。如何書寫歷史？因為書寫者的不同，書寫出的給我們看的歷史也就不一樣。今天看很多史書，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寫法很好看。為什麼近年來華人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賣得那麼好啊？它的寫法似乎跟我們的史家不一樣。這樣，我們的史家就要思考了。為什麼我們寫出來的歷史書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觀的問題？是不是有寫史的結構上的問題？是不是應由那些華人學者寫史的方法上，來檢討一下我們的史學書寫？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現在已經有中青年的歷史書寫者，寫史的時候已經跟老一輩的歷史書寫者不太一樣了，我也看過一些，覺得不錯，挺喜歡。過去有些前輩的史學家——我沒有任何貶損的意思，他們可能在某一個時期受到當時的特定影響——寫出了那種具有特定侷限性的史著，今天看來，那樣的史著其學術價值已經要打折扣了。這其實也是作為一個史家，或者作為一個學者在落筆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實就是如何講史德（或者叫學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樣的史家啊，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如實書寫，結果被國君殺了。讓他兒子來寫，依然這麼寫，再殺了。讓他的二兒子來寫，還是這麼寫，國君下不去手了——這是史德。寧肯死，也要把真實的歷史記載下來。但在中國的史庫當中，像這樣真實的史實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這得去問大史學家了。

還有一些，從《史記》來講，我想到了這麼一個細節，因為中學課本里都選了《陳涉世家》，很多人都讀過。裡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是陳涉在做僱農的時候，曾經跟他做僱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