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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先生講完了以後，有媒體記者提出了質疑。問舒先生，您有證據嗎？這麼說的理由從何而來？舒乙先生說，蕭乾夫人文潔若先生可以作證。因為文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到這件事。而且文先生還曾親口向舒乙老師和老舍先生的長女舒濟老師都提到過這件事。於是記者撥通了文先生的電話，向她核證此事。核證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二天報紙登出來，題目是《文潔若對老舍曾獲諾貝爾獎不予證實》。原文是：“前幾天舒乙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老舍先生獲得了196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因為他已過世所以獎就給了川端康成，他說文潔若瞭解情況。當記者向文潔若求證時，她說：‘這件事是挪威人伊麗莎白·艾笛和蕭乾談話時透露的，後來我告訴了老舍的家人。不過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說要給獎，沈從文不也是這樣嗎？要說真想頒獎，為什麼不給還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個說法，然後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上去了。但是，雖然她沒有證實，但她在裡面也提到了另一個人，就是有一個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經到家裡跟蕭乾說過這事。對吧？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剛才那個文章中，她說“不予證實”。口說無憑，但白紙黑字的事情總是可以確定的吧。文老師確實寫過這篇文章！此文還用日文發表在2001年8月號的日文版《人民中國》上。她的白紙黑字是這樣的：“1980年，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蕭乾的小說《夢之谷》，開始與蕭乾通訊。1981年秋，為了研究‘易卜生與中國’，專程訪華，到當時還在天壇南門附近居住的蕭乾家拜訪”。我們看，一個人在寫這樣的回憶文章時，時間地點都敘述得如此詳盡，讓你似乎挑不出一點點的疑點。
下面又是文老師的話，“記得她是用英文這麼說的：‘那一年（哪一年，我們後面來看），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隻頒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你看，這個證據又可以支援前面那個證據，證據累積起來之後我們就相信這個事情沒有錯。但它可能是錯的。文先生寫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將此事告訴了當時與她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且辦公室與她“只隔一個門”的舒濟，還“給她寫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書面材料”。後邊，文先生推斷，“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得悉老舍的死訊。（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當艾笛女士向蕭乾透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那番話時，我認為她所說‘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剛才已經說了，她如果記的是1966年的話，這個是對的嗎？這是絕對錯誤！因為川端是1968年獲的獎啊！我想，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與川端康成獲獎的“那一年”混為一談的始作俑者之一。
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14）
最有意思的事出現了，發表文先生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號香港《明報月刊》，很聰明，很機敏，對這個事情做了調查，做了核實，在發表時最後特別加了一個“編者按”，是這麼寫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講師陳邁平及本刊駐瑞典特約記者傅正明曾致電文中所提到的關鍵人物挪威漢學家艾笛女士求證。艾笛女士回覆，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潔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
有意思了吧？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幾乎所有“口述史”的當事人都矢口否認自己如此口述過。舒老師說，文老師是這麼說的；文老師說，我沒這麼說過；文老師之後又寫了文章，文章中說是艾迪跟蕭乾說的；記者又去採訪艾迪，艾迪說我沒這麼說過，我說的是沈從文。這使曾經如此“口述過”的人都有了編故事之嫌。
為了做好這個研究，我專門發電子郵件，請我的日本友人岡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榮三郎求證，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麼說過？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給岡田女士寫了回信。熱心腸的岡田女士收到信以後，便用國際特快郵寄給我。我又請同事李家平先生將此日文信翻譯成中文，終於見到了這位極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證詞”。我摘出幾句跟這個事實有關的話。我們看這個人的記憶：（信中划著重線部分，為藤井先生所加。）：
岡田祥子先生
關於您所詢問的事情，我向您說說我的記憶，要把事情的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