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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北京40多年，我作為學人我想我知道什麼是北京的好。但北京城市建設的不盡如人意處，實在比比皆是。我不反對有最現代化、最前衛的建築聳立於北京，但一些特殊的街區，還是應該有傳統文化的特徵。我說的傳統文化，不一定就是清朝的文化。北京雖然是元、明、清三代帝都，但元朝的時間短，文化發展的層次不是很高。明代在北京壓根就沒展開。清代最長，但文化偏執。我們應站在整個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觀照北京。五十年代初期，有圍繞樑思成建築思想的爭論。毛澤東不贊成梁的穿西裝、戴草帽的設計。其實梁思成是有道理的，總帶上了中國建築文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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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9）
禮儀與文化傳統的重建
我們自晚清到五四以來，就面臨一項不能繞開的任務，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們的文化傳統。因為你既然覺得原來的傳統有毛病、不那麼好，那只有想辦法去改造它、建設它、完善它，使它變好。因為你不能真正做到拋棄傳統，你也無法重新選擇自己的文化傳統。因為你是中國人，你是華夏子孫，即使住到外國去，你的華夏血統也改變不了。
我們的前輩、那些20世紀的文化大師、中國的有心人，儘管20年代到40年代，混戰、內戰和外戰佔去了絕大部分時間，他們還是做了不少重建傳統的努力。1921年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發表以及引起的東西方文化的論戰，就是一例。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又一例。他們在《宣言》中慨嘆：“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對重建民族文化傳統做出切實努力的，是新儒家對儒家傳統的新詮釋。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以及馮友蘭、張君邁、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直承宋明的理學和心學，在中國文化的“花果飄零”之際，慧命傳薪，試圖重建儒家的學統和道統。
清末民初到五四以來的批判傳統和現代文明的建構過程，一直隱含著、存在著兩個不容迴避的問題：第一，如何重新詮釋文化傳統的價值？第二，實際上有一個民族文化的認同問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好理解：要重建傳統，就必須重新衡定固有傳統的價值，透過重新詮釋使傳統得到再生。第二個問題似乎費解：難道作為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還要提出認同的問題嗎？然而確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後來，罵自己的文化、罵自己的國家、輕賤自己的民族，一切都為西方是舉，只知有西，不知有東，已經成為時尚、成為潮流。那麼作為中國人，你的文化認同究竟在哪一方呢？直到今天，這兩個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顯得更加迫切了。
當今的世界，現代化的浪潮，使遊戲規則國際化、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中國如想在世界舞臺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實的兒女學會如何適應國際環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發展自己，而不是消滅自己。這就需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話，你將不知道自己是“誰”，行動的時候，不知道是“誰”在說、“誰”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個世紀的文化先進，他們雖然不留情面地批判傳統，但他們又是受傳統薰陶的有十足的中國文化味道的從業人員。胡適之攻擊傳統可謂激烈，但他整理國故成就斐然，個人的新舊道德都少瑕疵。他的太太是個小腳，而且是父母包辦的婚姻，他們終生廝守，在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太太也隨同前往。令人憂慮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現在的中青年一代，長時間處身於大小傳統齊遭毀壞的環境，沒有機會接受傳統文化典範的薰陶，他們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積得不夠，難免精神氣象顯得單薄而不夠從容、不夠厚重。
至於如今的少年和兒童，教他們的老師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電視文化、淺薄的搞笑、邏輯錯亂的“腦筋急轉彎”，佔據了他們大部分的課外時間。他們錯把豬八戒、孫悟空當作中國的文化傳統的全部，以為“康乾盛世”比現在還要好。春節覺得沒意思，喜歡過聖誕；中秋節不好玩，就過感恩節，也吃火雞，雖然不知道感誰的恩。如今的生活時尚，是一切層面都追求和國際接軌，五四時期的“西化”主張反而成了光說不練的小兒科了。
前些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