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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視中國武俠小說的寫實傳統，亦向西方小說吸收新手法，如上文所說梁羽生將《牛虻》的寫法引入其《七劍下天山》中，《白髮魔女》的女主角玉羅剎身上則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雲海玉弓緣》男主角金世遺似有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厲勝男則有卡門追求自由的思想。金庸則更多了，他與古龍受到西方電影手法較多，因而作品風格明快，節奏頻率高而情節引人。
C、比舊武俠小說更注重“文學”內涵。一方面，在繼承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方面頗下功夫，在寫作時對文學形象的塑造、語言的提煉、文字的把握、結構的嚴謹等方面更為在意。眾所周知，一部武俠小說，脫不了中醫、棋牌、詩詞、技擊、兵法佈陣、天文地理、風俗方言、歷史典故等。金、梁二位對文學、歷史情有獨鍾，梁羽生猶善填詞作詩，講究文學描寫，素有“名士派”風格。金庸則追求比舊武俠小說單一重“武”的手法更上一層樓，在心理描寫、人物個性描寫方面日臻成熟，尤其在寫情方面更為高手。他不是單為“武俠”而寫，而是將故事放在人物心理衝突、愛情糾纏等方面去。應該說，其實他們只是將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模式，然後以文學家的認真態度去寫作的，所以他們覺得有人看不起武俠小說實在是印象主義，小說的好壞其實不在於它是武俠、現實主義或後現代主義，而在於你寫得好不好，吸引不吸引讀者。
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7）
D、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唾棄那種千篇一律的“武俠靚仔”寫法及舊武俠漫無邊際、過分渲染誇大武功的作法，招式從寫實到寫意發展，有聲勝無聲，有形勝無形，金、梁對那種亦仙亦俠的寫法頗不為然，反而較注重人物的複雜性格、“人不可貌相”的描寫，同時，把“俠”的形象提升了，認為“俠”比武更重要。
具體而言，我想指出的是，新武俠小說是以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章回小說）為軀殼，敘事重在“時、地、人”三方面，時間大都選擇在“外族入侵”、“民族矛盾深化”、“官逼民反”（《水滸》的傳統）。
地點——以“邊疆”（沙漠、天山、塞外），內陸則以“北京”、“江南”為主，梁羽生作品與天山有關的竟達到22部，佔其作品的三分之二（歷史背景以明清為主）。
人物——“俠士VS美女”，俠者：有使命感有抱負，武藝高強，品德高尚（男）；女俠除了武藝高強，更有純真、痴情的重筆落墨。其次，“愛情矛盾衝突”，譬如：男女雙方分處敵對陣營，或出身背景差異極大；或同門師兄妹的三角戀關係。這一點，金、梁、古龍各有不同，但以金庸寫得最為傳神。
語言——新武俠小說有其語言特色，金、梁是文白相間，制詩填詞，偏重文學知識。古龍稍遜，以白話語言為主。
梁羽生：工詩詞，精研對聯，沉迷棋藝對弈，博覽群書，有“名士”脾氣（傳統文人品味），文字典雅。
金庸：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對政治現實較關心，敢言敢為。對編劇、運用對白、方言得心應手，文字秀麗流暢。
古龍：文字淺白，較投合年青人口味，節奏快，不拘細節，風格近散文體，想像力豐富，有奇巧文字時現。
最後，還應當指出，他們常常是在繼承傳統的敘事模式的基礎上而賦予創新的寫作。我曾在一九九八年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的《金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中指出：金庸常在真實歷史的大框架下虛擬其故事及人物，這是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一種獨特的寫法，譬如《西遊記》，玄奘西天取經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其事，但是玄奘是一個人去西行取經的。《西遊記》則虛構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等人物，故事內容則很多是將中國民間故事，戲劇中的摺子拿來重寫和編排的，這可以極大地發揮作者的想像空間。金庸的《射鵰》、《倚天》、《鹿鼎記》等都是如此。梁羽生的《女帝奇英傳》、《萍蹤俠影錄》等更是如此。這種手法對現在流行不衰的歷史小說、歷史電視劇等有較大的影響。當然，即便是歷史小說也各有高低不同，端看作家的修為、功力了，至於有的人喜歡將之寫成“戲說”，這又另當別論，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革故鼎新，繼往開來
新武俠文學誕生已有五十一年了，這一大型小說作品群的出現，可謂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觀。但長期以來，文學批評界總是對之或視而不見，或大加抨擊，甚至在改革開放後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尚有人不承認新武俠文學也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