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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是對政府權力的一個重大轉變，黨政權力中一個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為“大躍進”作了準備。
在這種條件下，“大躍進”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大躍進”就轟轟烈烈開展了。它造成的後果大家也都知道，後來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就分析了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提出農業要退夠，認為包產到戶是有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生產組織形式。陳雲又出來主持調整度過難關的工作。
由於蘇聯出了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毛澤東此時又擔心中###內出現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提出特別要警惕修正主義。毛澤東的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心目中的一個社會藍圖，把各行業辦成一個準軍事化大學校，過嚴密有組織的生活。我就不詳細說了，這些大家都有了解。
從共和國的選擇模式來說，文革的爆發是解決一種矛盾。文革的事情我也不多講了，總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之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從階級鬥爭回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模式。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新世紀以1978年的三中全會為開始。這時又有兩種不同的觀念，一種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選擇，這個風雨大家都經歷過了，到九十年代確定了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化道路。我個人比較贊同這一條，當然這個模式有很好的經濟效果，但還需要相應的政治體制變革，否則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幾十年了，各種社會機構和團體逐漸產生，我覺得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個結果，中國現在有各種協會、非政府組織，這在計劃經濟中是不可能有的，允許社團存在並且能夠籌集資金，這都是市場經濟提供的基礎。
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11）
我今天就講這麼多吧，已經十二點了。
主持人：研究和探討中國現代化機遇的錯失，是個複雜的話題。從學術層面上說，它是跨學科的，除了史學的，還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思想等諸多領域的方方面面。當然，怎樣解讀歷史，很重要的一點是歷史觀的問題。以前，我們習慣於接受歷史的宏大敘事。現在，我們已能更多地關注細節。像雷頤在演講一開始就講，日常生活的歷史最重要。如果歷史的宏大敘事離開了歷史的細節，那宏大也只是個空架子。因為，我們對歷史要有深刻的認識，也往往是從細節切入的。20多年前，我在北京四中讀高中時，歷史老師就講過雷頤講到的乾隆皇帝驅逐英國使節的那個細節，至今記憶猶新。乾隆80壽辰前，馬嘎爾尼代表英國前來送禮，並希望能與中國通商。由於他不肯行下跪禮，乾隆皇帝做了“最高指示”，我現在還能記得老師是怎麼說的，他說乾隆的最高指示是：“天國無所不有，該夷等禮貌不周，驅逐出境。”即便是喜歡做歷史假設的人，要做假設也得從細節出發，比如由這個細節又可假設了：如果乾隆不用馬嘎爾尼行下跪禮就接見他，並同意跟英國進行自由貿易，英國人也用不著煞費苦心地向中國販賣鴉片了。再比如，如果光緒皇帝真的能包圍頤和園，逼慈禧太后就範，獨攬朝綱，中國就會實行日本式的“明治維新”，富國強兵，也就不會有八國聯軍的入侵北京了。可惜的是，歷史不僅不能這樣假設，相反，由於這些細節都是歷史的真實，才使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一連串讓我們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恥辱的印記。
聽雷頤演講的過程中，我不時會聯想到現實問題。比如，雷頤提到中國現代化被延誤很重要的一條原因是，我們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上一個階段就該做的事。”我來舉一個現實的例子。今天來聽講座的有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兒子梁從誡先生及夫人方晶女士。梁從誡先生近年來一直關注綠色環保。見到梁先生在座，我便自然想到了目前我們的環保。我以前有好幾次提到，我個人對環保局搞的那個什麼“藍天指標”很反感，覺得那有點“大躍進”的味道。我很關注細節，前不久看到報紙上有兩則報道，稍微一想，就覺得很矛盾，一則是汽車銷量與去年同比增長50％多，而另一則是中國的城市有四成屬於中重度汙染，主要是汽車尾氣所致。明明發達國家已經有過發展汽車工業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我們卻依然義無返顧地重蹈覆轍。最近我想寫這樣一篇文章《我的肺被汽車尾氣強暴》。北京的環保是屬於我們大家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為保護環境做努力和貢獻。我們要的不只是不切實際的“藍天指標”，我們需要的是空氣的真正達標。細想一下，其實“藍天指標”與沒有汙染也是兩個概念。頭頂有藍天，並不意味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