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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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華爾敦的被捕，使得與之有聯絡的左聯外圍刊物《文藝新聞》主持人也遭被捕。
這時已辦完護照，正準備到蘇聯去留學的蔡叔厚得知華爾敦被捕，立即主動放棄去蘇聯深造的機會，留下來協助處理此事。他透過一個外國記者，馬上通知陸久之等人，迅速撤離情報機構。為安全起見，他把紹敦電機公司改名為中國電工企業公司，並把公司遷到福煦路417號（今延安中路379號）。一切安排妥貼後，他才離開上海去南京，找到當年的留日同學湯恩伯，要他為自己作擔保。
湯恩伯當時在國民黨軍事機關供職，剛露頭角。聽了蔡叔厚編造的一套情況後，考慮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湯恩伯曾把一部分款子交給蔡叔厚，作為對紹敦公司的投資，是紹敦公司的後臺老闆），所以他親自出面為蔡叔厚作擔保，平息了此事。
華爾敦後來在宋慶齡等人的多方營救下，終於被釋放。雖然自被捕後他未說過一個字，國民黨當局抓不到他任何把柄，但他還是被驅逐出境。共產國際的情報機構由此遭到重創。
東京的情報機構關閉後，陸久之發動一切關係，與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攀上了交情。許世英很賞識他的才幹，留他在大使館內做高階專員。
利用工作的便利，陸久之依然為黨奔忙。他總是把一些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動態和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動向，透過專門的渠道，向黨彙報。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的發動者之一張學良將軍因為這一舉措而洗涮了多年蒙在他身上的羞恥。人們從此不再叫他“不抵抗將軍”。而他為促成民族統一戰線所作的努力一直為歷史所銘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中國對日宣戰後，陸久之帶著妻子兒女隨許世英大使一道返回祖國。說來也巧，當年去日本時，女兒陸蓓莉剛滿一週歲，而回國時，兒子陸博雅正好也是一週歲。
第三卷完
一：有心辦報
由於陸久之有留學日本的資歷和善於交際，一回國就被借調到軍統控制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站。這個研究所由王芄生領導，專門負責蒐集敵偽情報。陸久之憑藉他豐富的經驗，利用著國民黨對他的信任，不時地把一些情報送給共產黨。
1938年，上海已淪為“孤島”。陸久之以國民黨“重慶特派員”的特殊身份神出鬼沒於“孤島”。
一天，他從南京路外灘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出來，一輛汽車嘎然停在他面前，車內走出一位日本高階軍官，他友好地向陸久之打著招呼。
“許久不見了，陸先生，你好嗎？”
陸久之定睛一看，此人原來是他早稻田大學的相識，名叫衝野亦男。陸久之看見衝野軍服上的官階是海軍大佐，他意識到這人會對他的工作有所幫助，所以他滿臉堆笑，也用日語說道：“久違久違，衝野先生！”
兩人彼此寒暄了一番，衝野不解地問道：“現在正是你們留日學生大有作為之時，恕我直言，閣下為何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陸久之淡淡地回答說：“我無意求官，卻有心辦報。”
“辦報？”衝野的眉毛一挑，似有所動。當時侵華日軍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申報》，但聲名狼藉，無人要看。
“是啊！”陸久之彷彿看穿了他的心事，故意補充道，“中日戰爭是不幸的戰爭，由於彼此不瞭解，鬧到兵戎相見，因此要多做親善工作，而辦報紙正好可以增進相互的瞭解。”
衝野亦男覺得陸久之的話簡直說到他心坎上來了，他忙問辦報需要什麼條件。
陸久之伸出兩個手指頭：“一要錢，二要人。”
衝野點點頭，要了陸久之的名片後說：“陸先生，今天我有點事，這辦報的事我改日再同你詳談。”然後兩人便分了手。
二：一僕三主
衝野並沒有食言，幾天後他會同日本海軍部及駐滬武官處的木村重、大川時太郎等人與陸久之具體商談辦報事項。他們商定由日本海軍部出錢，陸久之出面，共同辦一份宣傳“中日親善”的報紙。
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正中陸久之的下懷。在向地下黨負責人劉少文匯報並徵得同意後，陸久之便忙乎起來。不久之後，一份由日本海軍部出錢，打著美商密勒氏招牌的《華美晨報》在上海出版。
陸久之自任社長，當時被聘用的
